1978年前的中国，只有一家银行，没有保险公司及其他任何金融性企业，国营企业存款和财政存款之和为1089.9亿元，占银行存款总额的83.8%。国家是储蓄主体，也是投资主体，因而不需要金融中介。国有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来自财政拨款，银行贷款主要作为流动资金。 1978年以前，中国是一个封闭自守的经济体，与世界经济体系基本“绝缘”。从1958年到1978年，20年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不到4元，农民则不到2.6元，全社会的物资全面紧缺，企业活力荡然无存。 【查看详细】

1978年的中国企业是一副怎样的景象？也许我们从外国人眼中能看得更真切一点。

1978年7月28日的《华盛顿邮报》上，刊登了记者杰伊•马修斯发表的一篇中国工厂观察记：同中国大多数工厂的情况一样，桂林丝厂的工人看来并不是干劲十足的。就业保障、退休金保证以及其他一些好处促使中学毕业生拼命挤进工厂去工作。中国工人把他们的工作看成是一种权利，而不是一种机会。工厂管理人员对于工人阶级中的成员不敢压制。在这种企业里，工人的身份是可以世袭的，当一名工人退休时，他或她可以送一个子女到这家工厂工作。桂林丝厂有2500多名工人，从来没有解雇过一个人。 【查看详细】

当时，“文革”宣布结束不久，中国大地乍暖还寒，十亿人民刚刚开始接受“实事求是”的思想武器。而这一年绝对称得上振聋发聩的大事就是给“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和右派摘帽。

十年前，知青运动风起云涌，中学生走出校门，打起背包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那是一张张被太阳照耀如同向日葵一般明亮的脸庞。而今还是这些被称作“知青”的人群，他们经过整整十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洗礼，如同一群群战场溃败的残兵败将，丢盔卸甲地逃回城市来。 【查看详细】

“知青返城” 得票数：

任何一场历史变革首先都是一场观念的变革。经过整整10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的国家正常秩序遭到极大破坏，加上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极“左”思维仍然统治着人们的头脑。5月11日，《光明日报》突然刊登了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当日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转载。

此文一出，舆论哗然。几天后，邓小平指出，文章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并号召要“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 这场关于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影响了中国改革的整个进程。它在思想基础上彻底摧毁了“两个凡是”的政治原则，从此倡导一种全新的实践主义理论。而在经济变革中，它则试图建立一种全新的思想基础和商业伦理。直到今天，我们仍能强烈感受到这一思想对中国改革的影响。 【查看详细】

1978年 11月24日晚上，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的一间破草屋里，18个衣衫老旧、面色饥黄的农民，借助一盏昏暗的煤油灯，面对一张契约，一个个神情紧张地按下血红的指印，并人人发誓：宁愿坐牢杀头，也要分田到户搞包干。这份后来存于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大包干契约，被认为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枪”。

小岗村的农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逼到了包产到户的这一条路上。包干制竟十分灵验，第二年小岗村就实现了大丰收，第一次向国家交了公粮，还了贷款。在当时的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的强力主持下，小岗村的大包干经验一夜之间在安徽全境遍地推广。此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命名的中国农村改革迅速蔓延全国，给中国农村带来了举世公认的变化。 【查看详细】

变革每天都在发生。12月18日到22日，中国当代史上最重要的会议之一——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这次会议的唯一议题是，“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重新确立了党的组织路线，反对突出宣传个人，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的一大批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这无疑是一次十分具有象征意义的会议，它意味着从此开始，“政治生活”已不再成为中国老百姓的主要生存方式，中国重新回到了世界和平竞争的大舞台上，这个经历了百年激荡的东方国家将以经济发展的方式走向更远的明天。 【查看详细】

“联产承包” 得票数：

真理标准大讨论 得票数：

“特区”这个经济名词是中国人的一个新发明。据《深圳的斯芬克斯之谜》一书记录，它的发明人也是邓小平。在上一年的4月，他与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长习仲勋商讨开放事宜，提出在深圳建立一个新的开放区域，全力引进外来资本，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并且建议这个开放区域就叫“特区”。

1952.84平方公里，面积大则大矣，却还是只有3000万元的贷款―这点钱还不够搞2平方公里的三通一平。开发者百思之下唯有一计可施，那就是出租土地，用地金来换现金。这个想法，在当时国内可谓“大逆不道”。反对者的理由很简单：共产党的国土怎么可以出租给资本家？当时一位叫骆锦星的房地产局干部翻遍马列原著，终于在厚厚的《列宁全集》中查出列宁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话来：“……住宅、工厂等等，至少是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无代价地交给个人或协作社使用。同样，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灭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虽然是用改变过的形式―转交给社会。”骆锦星查到这段话后一阵狂喜，当晚就奔去敲市委书记张勋甫的家门。据说，当时的深圳干部人人会背这段语录，有考察和质问者远道前来，他们就流利地背诵给那些人听。

深圳的第一块土地出租协议，便签订于1980年的1月1日。第一个吃螃蟹的香港商人名叫刘天竹，跟他谈生意的就是那个在《列宁全集》中找到了恩格斯原话的骆锦星。 刘天竹开发的这个楼盘叫“东湖丽苑”，第一期共有108套新房，他把房子的图纸设计出来后就开始在香港叫卖，仅三天，108套还在图纸上的房子就一售而空了。

“东湖丽苑”的一炮成功，让深圳人大大开窍，他们很快拿出新方案，提出了收取土地使用费的思路，每平方米收土地使用费4500港币，这个地价仅相当于河对岸的香港的1/11。深圳用收进的数亿元钱削掉土丘、填平沟壑，开通公路，通电、通水、通邮政。从1980年至1985年的5年里，深圳累计完成基建投资76.3亿元，建成了一大批新的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工程，初步形成了九个工业区，香港和国外商人纷纷涌进特区办厂、开公司。南风自此一路北上，开放之势再不可挡。【查看详细】

深圳 得票数：

1979年5月，中国开始国企改革的第一次重大试点。国务院宣布，首都钢铁公司、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八家大型国企率先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验。7月，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实行利润留成、开征固定资产税、提高折旧率和改进折旧费使用办法、实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等5个文件一并发布，首钢等企业的改革举措成为一个举国关注的焦点。【查看详细】

在自主权落实后，周冠五一直在做的事情便是如何理清企业与国家的关系。首先，他提出了承包制，“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包全留，欠收自负”，这16个字堂堂正正，掷地有声，日后成为国企改革的标准阐述。在1979年前后，它的先进性毋庸置疑，但是它所无法解决的难题却也是那么明显——就在最后四个字“欠收自负”。当企业真正出现“欠收”时，它的体制和功能是否真的能够“自负”？这个问题在商品短缺的年代不会出现，它如同一支险恶的伏笔埋在国企改革的前路上，不动声色却无比致命。【查看详细】

1979年，在安徽芜湖，一个目不识丁、自称是“傻子”的小商贩给全中国的理论家出了一道天大的难题。由于炒得一手好瓜子，他居然请了12个雇工。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经典论述：“雇工到了8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那么，这个小商贩究竟算不算剥削，算不算资本家呢？于是，一场带有浓烈意识形态特征的大辩论开始了。这场大辩论一直持续到1982年，当时瓜子工厂已经雇工105人，日产瓜子9000公斤，赚的钱据说已过100万元了，但关于“个体户到底雇几个人算是剥削”的争论却还尘埃未定。最后还是邓小平一锤定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讨论会上，他建议对私营企业采取“看一看”的方针。

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一个小小的商贩竟能掀起如此争论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日子里，私营经济在很多人眼里还是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尾巴”。与在夹缝中成长的私营企业相比，同时期的乡镇集体企业的兴起则颇有些戏剧性。【查看详细】

国企转制 得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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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是一个充满暗示和悬念的年份。全民经商热正在席卷全国，人们之间的问候语从“你吃了吗”变成“你下海了吗”，在北方甚至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表明，当年最受欢迎的职业排序前三名依次是出租车司机、个体户、厨师，而最后的三个选项则分别是科学家、医生、教师。也正是在这一年，随着改革从农村向城市推进，人们不无惊异地发现，中国的第一代企业家们纷纷上路了，日后很多名扬一时的公司均诞生在这一年。后来，人们将其称为中国现代公司的元年。【查看详细】

1988年8月23日，有“海角天涯”之称的海南岛从广东省脱离，成立中国第31个省级行政区。海口，这个原本人口不到23万、总面积不足30平方公里的海滨小城一跃成为中国最大经济特区的首府，也成为了全国各地淘金者的“理想国”。用潘石屹的话说，1989年他坐船来到海南时还是黑蒙蒙一片，第二天醒来，发现一夜之间，岛上已经涌进了15万人。 总人数不过160万的海岛上竟然出现了两万多家房地产公司。短短三年，房价增长超过4倍。最后的遗产，是600多栋“烂尾楼”、18834公顷闲置土地和800亿元积压资金，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坏账就高达300亿元。 【查看详细】

价格双轨制可以说是中国在体制转轨中采取的一个非常独特的办法。 无一例外，所有体制转轨国家在价格放开过程中都碰到了大麻烦。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东欧一系列国家在此问题上出现动乱。中国吸取教训，采取了一个过渡办法，先放开一部分产品的价格，暂时保留一部分计划价格。

这样，同一种产品就有两种价格，计划内的那部分是计划价格，超产部分是市场价格。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市场价格大大高于计划价格。 同一商品，两种价格，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双轨价格”。放开的那一部分就是市场价格。有了市场价格这一轨，就打破了指令性计划一统天下的僵死局面，使经济生活出现了生机。

但这一减少改革阵痛的办法也带来了许多“副产品”。“官倒”出现了，给物价上涨推波助澜。 【查看详细】

在物价已经大幅度上涨、通货膨胀预期已经形成的情况下，中央突然提出要搞物价、工资改革闯关。结果，1988年8月17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物价、工资改革方案，第二天公报一发表，立即引起城市居民恐慌，掀起了全国性的挤兑和抢购商品风潮，物价大幅度上涨，被迫进行治理整顿，不得不再次对国民经济进行大的调整。

其实，无论闯关提出者是谁，也无论当时、现在对方式、路径有何争论，物价改革这道坎是必须要迈的。现在很明确，价格改革最根本的是要解决价格形成机制。经过三十年改革，这一任务可以说在付出很大代价后初步实现。1988年闯关风波导致了新一轮调整，也就是治理整顿。1988年9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开展“治理整顿”。9月26日，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正式通过“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

到1992年9月1日，国家物价局宣布，从当日起国家将571种生产资料产品定价权交给企业，同时将22种产品产价格下放给省级物价部门，至此，由国家管理的物价品种剩下89种。这标志着最艰难的的物价改革这道关终于闯过了。【查看详细】

1992年春天，他以88岁高龄不辞劳苦进行“南巡”，足迹遍及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反复强调中国的改革就是要搞市场经济，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邓小平同志的这次“南巡”，成就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又一次思想解放。“发展才是硬道理”成为最简洁生动的概括。就在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迎来了“新时代”。

更具有深远意义的是，这年10月，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查看详细】

“南巡讲话” 得票数：

“下海” 得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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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闯关” 得票数：

“官倒” 得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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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于1991年从上海市委书记任上调入北京，出任主管经济的副总理，此前他曾经长期工作于国家经济委员会。朱镕基到京后的"第一战"是清理三角债。当时，各企业之间拖欠的"三角债"已累计达3000多亿元，其中80%是全国800多家大型国有企业拖欠的。几年以来，年年清欠，却越清越多。朱镕基面对的是一个积重难返、几成无解乱局的债务连锁现象。

到京赴任之后，凳子还没有坐热，朱镕基就赶赴"三角债"纠结最深的东三省，亲自坐阵，现场清欠。他提出注入资金、压货挂钩、结构调整、扼住源头、连环清欠等一整套铁拳式的解决措施，只用了26天，清理拖欠款125亿元，东北问题基本解决。到1992年5月，全国总计共清理固定资产项目4283个，收到了注入1元资金清理3.5元欠款的效果。困扰了中央和各地政府、企业数年的"三角债铁链"终于被解开。 【查看详细】

1993年的金融秩序有些紊乱，地下钱庄格外活跃，民间的资金拆借利率越来越高，官方利率形同虚设。为清理金融领域的体制外活动，朱镕基6月亲自兼任央行行长，对任何有可能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都严惩不贷。此间，沈太福因顶风集资作案被处以极刑。

7月，朱镕基在全国财政会议上首次正式提出分税制的想法，一个月后，分税制改革的第一个方案出台。紧接着，他奔走全国，说服各省，全国统一分税制改革得以顺利执行。

据统计，1994-2002年，中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7.5%，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93年的12.6%提高到2002年的18.5%；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为55%，比改革前的1993年提高了33%！

朱镕基另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金融决策是，力排众议实行汇率改革，让人民币大幅贬值。使得中国商品一下子在世界市场上价格变得便宜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成为一个更加吸引外部投资商的地方。这一标志性的政策变化，催生了日后的全球制造业中心。从此之后，中国公司开始集体远征，中国经济走上了外贸拉动型的道路，它将在2005年达到顶峰，并诱发中国与欧美乃至周边国家的贸易大战。 【查看详细】

朱镕基主政的"第三战"，也是贯穿十余年的治理主题，是搞活国营企业。对此，他的思路也与之前有微妙的转变。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营企业改革的成效一直无法让人满意，凡是有民营企业涉足的行业，它们都表现得不堪一击。朱镕基对陈光在山东诸城搞的企业改革十分感兴趣，专门派国家体改委副主任洪虎前往调查。也是在这一年前后，"抓住少数、放活多数"的思路开始渐渐萌芽。

正在这时，有经济学家提出：国家只要抓住关键少数，搞好500~1000家大公司、大集团，就会为众多的中小企业提供广阔的生存空间。那些没有竞争力，也无关国计民生的中小企业将被"放掉"，政府将主抓那些有成长潜力、具备资源优势的大型企业及盈利能力强的产业。这是一种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改革思想，它意味着国营企业的改革从放权式的体制转换阶段进入了"重点扶持、其余放活"的结构调整阶段，同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公司的成长路径。 【查看详细】

宏观调控 得票数：

分税制改革 得票数：

人才市场 得票数：

每一个跨国公司都对中国这块土地带着玫瑰色的东方梦想。用人口乘以某一商品的基数，从而计算出中国市场的规模，这是几乎所有跨国公司进入这个东方国家时最常用的一个算式。对于中国本土公司而言，真正面临这场压力的不是一路高歌猛进的保健品企业，而是外资重兵压进的传统家电行业。一场民族产业的保卫战迅速打响。

尽管中国对国际资本实施了金融管制，没有受到金融风暴的直接影响，但随着整个亚洲的低迷，自身的日子也不好过。股市陷入低迷，消费市场冷清，经过几年的宏观调控，通货膨胀的压力日渐释放，通胀率几乎下降为零，但是，消费过冷的景象却同时出现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到1997年中，全国的工业库存产品总值超过了3万亿元，出现了“结构性过剩”的现象，95%的工业品都是供大于求。6月份，国家经贸委、内贸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等不得不联合成立了全国库存商品调剂中心，以求加速企业商品流通。这种积压景象以前只在1990年时出现过一次。

事实上，国有企业已到了非改不可、不改就死的局面。这年1月，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结果出炉，各项数据表明，局势已到了十分危险的底部，国有企业的资本收益率只有3.29％，大大低于一年期以上的存款利率。在39个大的行业中，有18个是全行业亏损，国有工业的负债总额已占到所有制权益的1.92倍，企业自有资产不足以抵偿其债务，换言之，就是整个国有企业集团已处在资不抵债的境地。

乡镇企业同样遇到了问题。在过去20年，以集体经济为主的苏南模式与以私营经济为主的温州模式并驾齐驱，但到90年代中期之后，由于产权不清晰，集体经济已经染上了国有企业的各种弊病。

一种新的“国退民进”的新战略出现了，它的基本思路是，国有资本从完全竞争领域中大面积退出。在一份报告中，专家们建议国有企业应该从164个竞争性行业中“坚决撤出”，同时在上有能源型行业强势地形成垄断格局，这些行业包括——钢铁、能源、汽车、航空、电信、电力、银行、保险、媒体、大型机械、军工等。这一国策之确定，对中国经济和企业的成长逻辑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查看详细】

价格大战 得票数：

一国两制 得票数：

98年金融危机 得票数：

通货膨胀 得票数：

1998年2月下旬，印尼盾、新元、马币、泰铢和菲比索汇率纷纷再次暴跌。日元汇率持续下跌。在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下，8月，俄罗斯卢布大幅贬值；拉美濒临金融危 机边缘；美欧股市也随之剧烈震荡。而中国人民币承受巨大压力不贬值，对地区和世界经济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被公认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王东京在回忆亚洲金融危机时表示，中国政府一诺千金：人民币不贬值。当年朱总理说，人民币不贬值，一是中国要担负大国责任；二是中国的出口结构不同于周边国家，出口会受影响，但无大碍；三是可迫使国内企业实行产业调整与升级。现在看，朱总理做得好，完全对。设想一下，要是当时不稳住汇率，让人民币贬20%，那么现在就得升50%，大量投机热钱涌入，局面恐怕更难应付。 【查看详细】

为了捍卫人民币不贬值，朱镕基其实承担了空前的风险和压力。受金融风暴影响，一向形势不错的出口增长率出现下降，国内商品库存猛增，消费需求严重不振。6月份，长江流域又遭受百年一遇的大洪水，29个省市受灾，直接损失2551亿元。当时，全球舆论几乎异口同声地宣称：人民币如果不贬值，中国经济将举步维艰。然而，朱镕基用自己的方式证明了中国经济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在当时的局势下，欲扭转经济的下行趋势和消费过冷现状，唯一的出路是目光向内，启动内需。当时全国居民储蓄已高达5万亿元，只要把这部分消费能力释放出来，经济复苏或可迎刃而解。于是，朱容基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策--催热房地产。

4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以"特急件"的方式将《个人住房担保贷款管理试行办法》发往各商业银行，宣布即日起执行：贷款期限最长可达20年，贷款额度最高可达房价的70％。

系列配套政策的出台，特别是允许按揭贷款和取消福利分房两大措施，直接刺激了房地产业的复苏，中国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地产热，无数财富故事在这个领域中演绎。由于房地产业有广泛的关联度，特别对钢铁、水泥等资源性行业有很大的带动性，因而也确实起到了复苏经济的作用。【查看详细】

经济适用房 得票数：

商品房 得票数：

从“复关”到“入世”，从“黑发谈到白发”，15年的艰难谈判，中国敲开WTO（世界贸易组织简称）大门。对于百年来在现代化道路上踯躅前行的中国来说，加入WTO不仅是适应一系列多边贸易体系的规则，它是一个怀着“创伤记忆”的现代化追赶者的梦想，是一个国家以开放带动改革的寄托。

　“中国，请进”，这一声呼唤令人落泪。中国终于经历真正意义上的对外开放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国人民以平等的姿态，冷静的态度真正融入世界。一个世界经济史的奇迹出现了——通过发展加工贸易，中国紧紧抓住了三次大的国际产业转移机遇，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并以世界上前所未有的速度跃居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专家预测，到2010年，中国的外贸总额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大国。

中国兑现“入世”承诺的一系列举措，更成为国内市场化改革走向深入的助力。随着从制造业到服务业，对外开放的大门依次敞开，计划让位于市场、垄断让位于竞争，已成不可阻挡之势。【查看详细】

入世 得票数：

从1996年到2001年，中国股市终于迎来一轮超级规模的牛市，从1996年初的512点涨到2001年5月的2245点，指数的上升和个股的上升都异常生猛。1999年5月19日，一轮来势凶猛的行情震惊了全国。只要是与网络相关的股票无一例外的是涨停涨停再涨停，清华同方、深科技、东方电子等一批网络科技股崛起，其中任何一只股票都有10倍甚至上百倍的升幅。

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和监管制度的匮乏，庄家操控仍然严重危害着市场。倒在熊市中的不仅有传统意义上的庄家，还有被称为市场支柱的部分公募基金。吴敬琏一篇《基金黑幕》将这一切操作大白于天下，读者已经知道，一些基金通过高位接盘，为利益阶层输送真金白银，严重侵犯基民利益。一些政府官员也在这期间倒下，证监会成都办副主任高勇成为第一个被检察机关建议判处死刑的证监会派出机构官员。

2001年1月13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说，中国股市成了投机者的天堂，甚至连赌场都不如。这就是引发市场激烈反应的赌场论。根本上讲，大股东股权不能流通导致的股价上涨与大股东无关的局面长期存在，大股东客观上只能通过掏空上市公司获益。长此下去，这样的资本市场哪里有投资价值可言？“赌场论”发表后不久，股市终于哗啦啦地下跌了。【查看详细】

2002年，一个“中国制造”的新名词开始在媒体上广泛传播，整个世界都感受到了中国的存在和力量。

凭借价格利器，中国制造在十几年间席卷世界，尤其最近五六年，“世界工厂”的地位已经无可置疑、无法捍动——目前，全世界70%的鞋和玩具，50%以上的PC、手机、彩电、空调，40%的纺织品都在中国生产。

深圳的第一块土地出租协议，便签订于1980年的1月1日。第一个吃螃蟹的香港商人名叫刘天竹，跟他谈生意的就是那个在《列宁全集》中找到了恩格斯原话的骆锦星。 刘天竹开发的这个楼盘叫“东湖丽苑”，第一期共有108套新房，他把房子的图纸设计出来后就开始在香港叫卖，仅三天，108套还在图纸上的房子就一售而空了。

但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也成为国际上攻击性言论的工具。这是当今世界最诡异的事件之一：谁也离不开“中国制造”，可是每个人都在表达着对它的不满。“一方面，西方消费者获得巨大的好处，另一方面，西方人大声抱怨廉价中国商品正在让当地人失去工作，让中国得到不容置疑的好处。”【查看详细】

中国制造 得票数：

“铁腕”总理朱镕基退出政坛，中央的强势却丝毫未减。2003年3月，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成立，集多部委对国企的管理职能于一身，成为攻坚改革最硬的一块“骨头”。其立下“军令状”：到2010年，将196家中央直属企业调整和重组到80-100家，其中30-50家具有国际竞争力。4月，第一次央企重组实施。7月，中央对大企业的合并案集体浮出水面。

国资委的掌门人李荣融放下话来：“国家给三年时间，必须成为各行业的前三名，自己找对象，达不到的就要调整，不是你调就是我调。”

也是3月，SARS来袭，全国的正常活动被打乱了小半年。然而，2003年度的中国经济增长竟未受太大影响，不仅高于前一年，甚至是“1997年以来增长最快的年份”。中国经济已不可遏，外向型企业继续扮演成长的主力角色。全国的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比重已经超过50%，“中国制造”已在家电等上百个产品市场以第一的份额傲视全球。【查看详细】

非典 得票数：

铁本公司被高调处理，是2004年度宏观调控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中央从2003年年底开始遏制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势头。翌年元月，国办发文落实专项检查，2月中央明确要求对钢铁、电解铝、水泥三大行业进行清理检查。随即，国务院联合8部委组成8个督察组分赴各地清查，清查的重点便是进入上述三大行业、盲目投资的民企。宏观投资过热，渐成决策层的共识。

3至5月间，中央推出一系列严厉的调控措施，包括：控制货币发行量和贷款规模；严格土地管理，坚决制止乱占耕地；认真清理和整顿在建和新建的项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节约资源的活动。宏观经济骤然趋冷，一个几乎没有悬念的伴生事实就是股票市场的雪崩。昂然进军上游垄断行业的民营企业几乎全军覆没，而那些对宏观风险缺乏防范经验的企业也付出了惨重的学费。【查看详细】

2005年6月6日，上证指数跌破千点，8年来的第一次，外面夏日炎炎，证券大厅却冷酷到了极点，投资者欲哭无泪。专家诟病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存在严重缺陷：同股不同权，中小股东惨遭蹂躏！

改革动因已久。2004年连串“紧缩”拳，沪深两市已被打得稀巴烂，股市倒下成必然，只是时间早晚罢了。4月，股改试点正式启动——“中国股市的第二次革命”来临。【查看详细】

股民 得票数：

世行统计，中国是WTO成员国中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全球7件反倾销和贸易救济案中就有1件是针对中国的，中国也因此每年损失的贸易额达500亿美元。即便如此，加入WTO的2001年，中国外贸规模为5000亿美元，到了2004年就翻了一倍，一举超过了日本，2005年高达1.4万亿美元。【查看详细】

贸易民族主义抬头“在国际贸易增长趋缓的情况下，国际经贸摩擦将日益增多。一些国家面对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仍抱冷战思维，不断翻新中国威胁论，去年还大肆‘妖魔化’中国制造。”商务部部长陈德铭今年已在多个公开场合表达了这个观点。他指出：一些发展中国家因与我国产品形成竞争，与我摩擦增多，占对我国反倾销案件的60%。经贸摩擦领域不断延伸，从反倾销、知识产权等向产品质量、气候环境、反补贴等新领域扩展。每年技术壁垒对我造成的贸易损失达200亿美元左右。【查看详细】

反倾销 得票数：

没有哪一年能像这一年留下如此多的深刻记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试点、“嫦娥奔月”、物权法实施和铁路第六次提速，再加上太湖蓝藻引发饮用水危机、淮河洪灾和周老虎事件。这一切，无论喜的、怒的还是哀的，丝毫都不能冲淡另一个现象：“疯涨”。

股市节节攀升，即便遭遇“5•30”偷袭，也没摁住疯牛，11月5日中石油回归，A股直上6000点，只要炒股，稳赚不赔；5月，护身两市开户总数已突破一亿户。如果说股市的狂热到了癫狂的地步，那么发生在楼市里的财富传奇则令人无言。2007年楼市扶摇直上，房价以每月1000元幅度上涨，买房成了痴人说梦；很多城市楼价都涨了一倍，甚至两到三倍；北京五环内已经找不到每平米万元以下的房子了，但依然是供不应求，消费者连夜排队领号，生怕这辈子再也买不着了。这一年，“猪”也会飞了，市民买不起猪肉，CPI指数不断刷新，负利率让钱包直线缩水；人民币升值一路小跑，连续破七奔六，国际油价更是连续冲破百元关口。

治通胀成了中国首要大事。对症下药，货币政策频繁使用成了市民闲谈夜话，年内连续6次加息、10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回收过剩流动性。针对楼市更是推保障房上路，出台“二套房贷”新政限制。12月3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放弃已实施了十年之久的稳健货币政策，实施从紧货币政策，强化宏观调控。于是，在之前的10月，股市和楼市不约而同地出现下滑和缩量的情况。【查看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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