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40岁还孤身只影，从未与女性有过交往，但那时并未想入非非，过去了也就过去了。没料到大约半个月后，突然有两个膀大腰圆的男人来找我，也是先蹲在土房门口等，自行车靠在墙上。见我来了，忽地站起来，气势汹汹的模样，仿佛是来兴师问罪。我把他们让进屋，贫农老汉又出去了。他俩是她的哥哥，两人你一言他一语交替说了来意，我才听明白原来是她家要给她提亲，可是她"死活不同意"，说她已经找好了"对象"，"对象"就是我，天天闹着要来找我，现在已经被家里"看起来"了。"对象"一词在当时比现在说的"男朋友"更进一层，直白说就是"未婚夫"。这就严重了。我把我和她认识的过程从头到尾，如此这般说了一遍，同时也把我的"身份"亮出来，申明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两人听了相互用眼睛交流了一下。年纪大点的说，今天咱们看到你这个样子，年纪虽然大了点，我们也不是不同意，只是你的"成分高"了，咱们家是"贫贫的贫农"，又是公社干部，她是家里唯一的女儿，为了她好，劝我不要再跟她来往。"她来了你就躲开"。气氛很快缓和了。因为我对"帽子"已满不在乎，戴在头上仍悠哉游哉，所以当年我虽然衣衫褴褛，可是我"这个样子"用"气宇轩昂"来形容或许夸张，但也决非猥鄙狼狈之相，至少在他们眼里，身强力壮又有文化的我，"商业价值得到相当正确的评价"，是个好劳动力。两个哥哥开始表示惋惜，不停地咂嘴:"啧啧！'成分高'了！啧啧！'成分高'了！"好象不是"成分高"，这倒是门不错的亲事。临走，给我留下他们身上带的两盒"大前门"香烟，每盒都还剩十几支。如果我的"成分好"，我这个40岁的人就能娶个18岁的姑娘做老婆。当然，如果"成分好"，我也不会落到如此地步。可是人不往坏处想，想的总是眼前的美事。这一来，反而使我怀非分之想，打破了我的平静，我的滋润，第一次感到"成分"和"身份"对我幸福的阻碍。

我想，她到过我这间四壁萧条的土房，房里连个小板凳都没有，只能坐在土坯上吃葱油饼；土炕上的被褥与其叫被褥，不如叫一堆烂棉花；农场发给我的军绿色棉袄扣子全掉光，腰上系根麻绳，大冬天没棉鞋，也没袜子，光着脚穿一双破旧的"解放牌"胶鞋，一目了然地赤贫如洗。而公社干部家庭出身的她（当年的公社干部等于农村的土皇帝），一个"贫贫的贫农"，一个"贵族小姐"，且不提什幺"身份""成分"，仅那辆自行车就需要二百张"工业品券"才买得到。那天她光临我土房的情景，相当于今天的富豪小姐开着敞蓬的法拉利到农民工破烂的工棚。我俩的贫富差距可说是天上地下。然而她对我却如此钟情，非我不嫁，真可说是我落魄中的红颜知己！"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没想到我与她不期而遇，竟成了"金凤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想到她被"看起来"了的心情，《诗经》中的"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不正是她的写照吗？她给了我温暖，也使我好几晚上失眠，如《西厢记》中写的"千百遍捣床捶枕"。我竟开始想女人从而抱怨起"帽子"来。

后来，在谢晋要把我的小说《灵与肉》搬上银幕，拍摄《牧马人》之前，谢晋拿来一摞中央戏剧学院女学生的照片，让我挑选哪个像我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我一张张地翻到丛珊，仿佛看到她一点影子。

"就是她了！"我说。

因为在戴"帽子"生活中突然闯入女人，使我意识到我这样的"身份"还有女人垂青，我终于在第二年即1977年41岁时与同一生产队、同被管制的"坏分子"同居。

我戴有多重"帽子"，女方也戴有"帽子"，我们都属"另类"，两人只要你情我愿，又不举办什幺婚礼，也没资格举办婚礼，搬到一间土坯房住在一起，生产队长点了头就算批准，连法律手续也不需办。这又是当"分子"的好处:"身份识别系统"中被管制的人相互"交配"，好象不需要什幺"正式文件"。我用"交配"这个词是恰当的，因为我们这类人在"贵族"眼中和牛马差不了多少。

监视我的老汉搬了出去，土房中弥漫着温馨。四壁糊的报纸比今天进口的墙纸还漂亮，既美观又可帮助我牢记自己的"身份"。因为土炕靠头的墙上贴着大号黑体字的毛主席语录:"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

然而，我仅有的几件衣服:一件破棉袄，一件破军绿色单上衣，一件破衬衫，一条破棉裤，一条膝盖上烂了洞的单裤全都有了纽扣，破洞也都整整齐齐地补上补丁。补丁补的还非常艺术，边缘像缝纫机踏出的一样密集整齐。我20年来没有穿过内衣内裤，脱下外衣就是皮肉，和"坏分子"同居后竟然有了背心和裤衩。尽管是用日本尿素的化纤包装袋缝的，却很贴身。她又捡了好多作为劳保用品的旧白线手套，一根一根拆出线来，织了一双白线袜（我们没有购买袜子所需要的"工业品券"），使我20年来第一次穿上袜子。中午或晚上加班，我的"坏分子"会给我送饭来。远远地看到她提着篮子从田埂上婀娜多姿地走来，还没吃到饭已感到秀色可餐。她偎依着我坐在田埂上替我从篮子里端出饭菜，在田野的风中，她的风鬟雾鬓，眉黛青颦一展无余。原来这就是女人，女"坏分子"也是女人，而且是出众的女人！

这就是"身份识别制度"的悖论:"身份识别系统"中"坏"的总是好的。

至今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当时农场每人每月只分配一小两（15．6克）食用油，即宁夏地区的胡麻油。她从来不舍得吃，每次都只在我碗里的面条上像滴鱼肝油似的滴一小滴。我过意不去，让她也要吃油，而她只在瓶口上舔一下，便算吃过油了。

还不到一年，1978年来临了，全国范围内的大平反、大甄别开始了。她不过是在18岁时被她师傅诱奸的，1958年"反坏人坏事运动"（简称"双反运动"）中她反倒成了"坏分子"被押送劳动教养，因为师傅是共产党员，她只是个学徒工。她的案情简单，明明白白是"冤假错案"，很快就获得甄别:摘掉"帽子"回工厂上班，同时还补发了几百块钱。而那时因为我除"右派分子"外还有一顶"反革命分子"帽子。在为"右派分子"平反的文件中规定:"被订为右派分子后又有新的刑事犯罪的分子不在复查范围"，以致戴着多重"帽子"的我对未来也没有十分把握了，看来我的平反遥遥无期甚至根本不可能平反。这时，她的孪生兄弟来宁夏与她商量:已经受了20多年罪，宁夏没有什幺可呆的了，不如回兰州老家，并且她兄弟也给她在兰州联系到好工作。因为她得到甄别后，我们的"身份"马上有很大差异，我现有的"身份"会影响她的前途乃至今后的命运。想到《庄子》中说的涸泽中的两条小鱼与其"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即使我对她依依不舍，也不能阻拦她回到黄河上游，于是我们不得不洒泪而别。分别时，她把"家"中她手缝的被褥枕头和锅碗瓢盆（铁锅是她捡的废铜烂铁换来的，因为购买铁锅也要"工业品券"），还有一个自己钉的木箱，也就是说属于我们两人的"共同财产"都留给了我。她和她兄弟乘上拖拉机的拖斗远去了，我在路边与她四目相望，一直看着她苍白的脸庞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雾霭似的黄尘中。

我又孤伶伶地回到小土屋。

"身份"、"身份"！一切都由"身份"决定！

若干年后，她回到宁夏我们一起生活过的生产队旧地重游，一些妇女怂恿她说，"你还不找张贤亮去！他现在出名了，又当了官又有钱，又娶了老婆，你跟他闹，至少闹几个钱回来！"

她却淡然地说:

"算了啵！过去你们把他整的够呛，也让人家过几天舒坦日子吧！"

虽然半生戴着"帽子"，辗转在劳改农场、农垦农场与"牛棚"之间，九死一生，而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是所遇到的女人全都是善良的女人。

这让我九死而不悔。

感谢上帝对我如此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