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1936年，但直到今天我的户口本、身份证上填写的却是1938年出生。这也来自"正式文件"。

1968年2月，我第二次劳改释放，手拿劳改农场给我开具的释放证到分配我去就业的农场报到。这个我去就业的农场也是1965年押送我去劳改的农场。这幺说似乎有些绕口，干脆点说，就是我从这里出去劳改一趟又回来了。农场政治处干部看看释放证，丢给我一张纸，那是照例要填的农场工人登记表。在出生年月日一栏，我如实地填上"1936年"。干部凌厉地打量我一眼，说:你明明生在1938年，为啥填1936年？我奇怪地问:哪来的1938年？干部指着释放证说，你看，你看！这上面写得清清楚楚的，你还耍頼！好象我非争取在1938年出生不可似的。我一看释放证，又是那倒霉的"雪莲纸"，劳改农场干部用沾水钢笔写1936的"6"时可能沾了一下钢笔水，6在纸面上洇成了更像8而不像6。我哪敢跟干部犟嘴，他说是8就是8吧。这个"正式文件"从此之后减了我两岁，不知是否能让我多活两年。

费了这幺多笔墨才大致把当年所谓的"正式文件"交代明白。这个"明白"也是我自以为是的，尚不知今天的中青年读者能否明白。回忆往事，常常用"隔世之感"这句成语，我想，自古以来没有哪个时代中的人回忆起往事有如此的"隔世"。近30年中国的变化不仅仅是世代之隔，简直就是两个世界之隔。由此产生的老少之间的隔阂不止是代沟问题，根本上是阴阳两界的问题。所以，世界上没有其它国家在老少之间的交流上有我们中国人这样困难。

二

说了"正式文件"，我还要说说"帽子"。仍不用现在已经披露的历史资料，还是谈我自己的遭遇。我的"右派"帽子如上所述，另一顶"反革命"帽子怎幺来的呢？读者千万别以为我这个人特别坏，中国，在30多年前，某人被戴上一顶"帽子"后，一不小心很快就会被戴上另一顶"帽子"，绝非我一人时运不齐，亿万人都命途多舛。那时的"帽子"有如今天商场里的廉价商品，是"买一送一"的。应该说，我还是比较侥幸的一个。首先，我活下来了；其次，我还有在这里细数"帽子"的闲心，更重要的是:我毕竟有"雪莲纸"为证。更有数以万计人被当成各种"分子"受苦受难20多年，到1978年平反时，在他或她的个人档案中却找不到"正式文件"，连一张巴掌大的"雪莲纸"也没有，从而得不到"甄别"或平反。这就是众口一词、约定俗成的厉害。当初在众人口诛笔伐、千夫所指下稀里胡涂地成了"分子"，被抓了，被关了，被开除了，被下放了……弄得穷途潦倒、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好不容易熬到命运的转折期，却因为根本没有"正式文件"，最后只能稀里胡涂地不了了之。幸亏已是1978年以后，全国都不再讲人的出身成分、个人身份了，一致"向前看"吧，都加入到市场经济中倒腾沉浮去了。

"反革命分子"帽子，是我第一次劳改释放到农垦农场就业后，碰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戴上的。当年，每掀起一次政治运动，都以"公审大会"开路，以显示"无产阶级专政强大威力"，先给人民群众来个当头棒，"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不例外。公审哪些人呢？首当其冲的是有历史问题的人。欲抓现行，先抓历史，这是最方便的发动政治运动的方法，每次政治运动都如法炮制，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更变本加厉。"一个人不能因同一罪行受到两次惩罚"是人类社会基本的法学原则，而30多年前的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反其道而行之的国家。一个人只要过去有点污点，就会不断被泼污水，弄得越来越脏。当然，还得在此类人身上抓点"现行"出来，没有一点"现行"，也不能很好地配合即将展开的政治运动。将有历史污点的人先抓出示众，就如先播下病毒，然后逐渐向外扩散，把健康人感染成病人，把普通人变成"敌人"。这是政治运动的步骤，是规律，所以建国以后不是"敌人"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试想，要在一个人身上找毛病哪有找不出来的道理？毛泽东就说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1965年我被判为"反革命分子"的"现行"有哪些呢？一是知情不报，别人说了反动话我没汇报（这个毛病至今还没有改造好）；二是破坏生产，把我在灌溉稻田时冲断一条田埂说成是有意破坏，而当时我一人管300多亩稻田，比"革命群众"管的多得多，却长势最好；第三，我就要说件很滑稽的事情:1965年以前，就有一批在北京天津不好好上学或是被开除、或是失业在家的中学生"上山下乡"来到宁夏农垦农场劳动。一天，在田里干活时，一个天津女"知青"看到一个农工跨过田埂就解开裤子尿尿，她在城市里哪见过这种场面，竟连惊带羞哭了起来。我在一旁说了一句:"嗨！你走远些嘛。你看，你在那边尿尿，人家在这边哭哩。"这句话经分析，就成了"把知识青年的眼泪比作尿，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号召"。

今天听来令人啼笑皆非，可是当时谁都觉得这是顺理成章的、符合逻辑的推理，连我自己都觉得我错了，至少这句劝说别人的话有很大的语病。这就是当时中国的文化生态。今天看来既荒唐又可怕，我们可以批判它将芝麻大的事"上纲上线"，陷人以罪，然而它确实有一定的合理性，是以"阶级斗争"为主流意识形态发展的必然结果。历次政治运动，如"土改斗争"、"思想改造运动"、"忠诚坦白运动"、"镇反运动"、"肃清反革命运动"、"农业合作化运动"、"三反五反运动"、"批判胡适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反胡风运动"、"反右运动"、"反坏人坏事运动"、"反右倾主义运动"、"四清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一系列运动中施行的阶级斗争教育，逐渐培养出人的线性思维:人们的一切言行都可最后归结到阶级斗争上去，都能够和阶级斗争挂钩，甚至从一个人拿铁锹的姿式也可以看出此人是否劳动人民出身，从而分清"敌我友"。千千万万中国人都曾在这种文化生态和思维方式中受害。受害者本人也抱着这种思维方式，所以受了害还觉得自己无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