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我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在"身份识别制度"中当然处于最低层，不但"成分高"，并且非常之"高"。还在上中学时候，学生宿舍常丢东西，老师找不到小偷，但又必须找一个出来，因为正值暑期，高三班面临毕业，在毕业典礼之前需要有一个反面教材来进行反面教育。找来找去，只能找我顶罪:一、因为我是班上最穷的学生，又没有资格领助学金，穷就有偷东西的可能；二、我也确实不好，经常旷课跑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看小说，数理化英语几门课程全不及格；三、丢的只是墨水、邮票、信封、信纸、袜子之类的东西，不够向公安局报案的条件，这种顺手牵羊的事神探李昌钰也查不出，只能靠学校自行破案。而按惯例，任何单位破案的方法都是在出身成分不好的人中间排查。刚好，我这个穷学生居然是班上唯一的"资产阶级分子"，又是"关、管、斗、杀分子子女"，我当小偷的各方面条件都具备。于是，临毕业前我就作为"反动学生"兼"偷窃分子"被开除。还在青少年时代我就受了黥刑，脸上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给以后戴一系列"帽子"奠定了基础。（现在，日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仍说我曾是个"不良少年"，在文学史上留下不良记录。）

这样，除了"资产阶级分子"、"关、管、斗、杀分子子女"，又添了"反动学生"、"偷窃分子"两顶帽子。

接下去是"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已如上述。至于戴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帽子，那已到1968年我第二次劳改释放又回到农垦农场的"文革"时期了。"文革"中，"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揭发出来，主张"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全是"罪该万死"的罪行。"造反派"翻阅我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被判刑的"正式文件"，即法院的判决书，发现我坦白交待材料竟与"刘邓"的主张不谋而合。既然"刘邓"的罪行都公开了，我的坦白交待材料公开了也无妨，于是我理所当然地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关进"群众专政队"，简称"群专队"，即现在说的"牛棚"。同时，再获得一顶"阶级异已分子"的帽子。对了，我忘了，我还有一顶"劳改劳教释放犯"的帽子。本来，劳改了，劳教了，服完刑被释放了，就应该恢复公民权利。不！即使释放了你还是"犯"！

我应该再次表示感谢我们中国老百姓的宽厚，农场的"革命群众"从来没有把我当作"犯"。人们原来叫我"老右"，这个"老右"带有亲昵的意味，"文革"中我又被叫做"老修"，"老修"仍有亲昵的意味。至今宁夏南梁农场70岁左右的老员工还记得我这两个绰号。

数一数虚虚实实我有多少顶帽子了:舆论上的"右派分子"，"正式文件"上的"坏分子"、"反革命分子"、"管制分子"；个人档案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关、管、斗、杀分子子女"、"反动学生"、"偷窃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阶级异已分子"、"劳改劳教释放犯"……除了和土地有关的帽子几乎品种齐全，我应有尽有了。

实事求是说，我戴的帽子还不算多，"正式文件"上不过两顶加个"管制分子"而已。到1978年全国范围大平反时，我才知道很多人比我戴的帽子更多。

我认识一位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员，因为长期在领导岗位，所以精通"身份识别制度"。他介绍，没有我说的什幺有"正式文件"与无"正式文件"之分，实际上是明、暗之分。"明"的是我所谓有"正式文件"的，"暗"的是内部掌握的，放在个人档案里。除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是"明"的，内部掌握的如"反动军官"、"伪保甲长"、"三青团员"、"国民党员"、"起义人员"、"旧官吏"、"反动学术权威"等等多达十几类，这类人都是内部控制使用的，没有政治运动便罢，运动一来，首先过滤他们个人档案里的材料，然后采取不同措施，或揪出来示众，或降级使用，或调动岗位，加以隔离。"文革"时，又添了共产党内的"叛徒、特务、走资派"三类"明"的，加上原来五类"明"的共有八类。"文革"后期，知识分子地位大幅降低，社会普遍舆论认为知识分子也应算一种特殊"分子"，于是把知识分子当作第九类。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由此而来。这位老干部自己就有"叛徒"、"特务"、"三青团员"、"反动军官"、"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集团分子"等等虚虚实实十几顶"帽子"，"走资派"那一顶虽然在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解放干部"时随大流摘掉了，但还有若干顶需一一说明，一一往下摘。待他摘掉全部"帽子"，获得彻底平反后却一病不起，瘫痪在床。他对我说，他一辈子的大部分精力花在了摘"帽子"上面，摘了一顶还有一顶，比他跟日本人和国民党周旋还费劲。

五

我自少年时期受了黥刑后，对帽子早已习以为常。头上有"帽子"成了和呼吸心跳一样是一种"不自律的生命活动"，是我的第二生命象征。我有一部长篇小说题为《习惯死亡》，连死亡都习惯了，何况"帽子"乎？所以我从来没有为"帽子"奔波过，不像那位老干部，好象"帽子"摘不掉便不能活似的。好了，"帽子"全部摘掉了，人也半身瘫痪、口眼歪邪了，何必呢？20多年中我戴着"帽子"照样活的很滋润。

对"帽子"，我真正感到有切肤之痛，已是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二个月，可见我感觉之迟钝。我才发觉"帽子"不仅决定了我40岁前坎坷多难的命运，还一直影响到我今后。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二个月，即1976年11月初，是宁夏地区往农田灌冬水的时候。灌冬水是为了农田水分充足，来年农田的墒情好，就能保证第二年获得好收成。这种农田作业城市读者可能很生疏，而北方农民都知道，是农田作业中一个不可少的环节。

一天，我正在一条主干渠边开渠口，准备往支渠放水，忽然听见主干渠的桥上"哗啦"一声，接着又一声"扑通"，我侧脸一看，有人坠桥落水了。桥上倒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闪闪发光的轮子还在空转，有个人影在桥下的水里上下扑腾。我赶紧跑上前去，渠水并不深，我下去一把就把人拉了上来。是个年轻的小姑娘，因为她是倒栽葱式掉进渠里的，所以全身湿透。刚好，桥头有个高粱秆搭的窝棚，我将她搀进去，看她已冻得索索发抖，而窝棚里还有一些碎高粱秆。我上衣并没湿，火柴还能用，我就把柴草点燃，说，我先到外面去，你脱了衣服烤一烤，稍干了再走，要不会着凉的。过了一会儿，听她说好了，你也进来烤吧。我进窝棚看见她用根较结实的高粱秆支在窝棚两头，内衣搭在高粱秆上烤，外衣披裹在身上，在杂草上煨着火盘腿而坐。我笑着说，你还挺麻利的，收拾的还很快。她说，你裤子也湿了，我怕你冻着。于是我也抓了一把草垫在屁股底下坐在她旁边，一边往火上添柴禾一边烤裤腿。她先向我道谢，这在当年已不多见，"谢谢"两字经过"文革"几乎消失。她说幸亏我把她拉上来，不然就顺水飘走了。我说哪有那幺悬，水只有齐腰深，你爬也爬上来了。她说我掉下去就晕了，哪能爬上来。我又夸她镇静，说我没听见你喊叫，遇到这事不喊的姑娘少见。她也笑了，说我害怕得喊也喊不出来了。这样，我们就聊起天来。她高中刚毕业，别的课程都好，就是语文差点，特别对古汉语，怎幺都学不会。那时所谓的古汉语不过是《愚公移山》《卖炭翁》和杜甫的《三离三别》一类诗文。这倒是我的强项，我就给她解释了几个疑难词句，她听的津津有味。可是我放的水已经流到田里，顾不上裤子还没烤干就要去干活了。告别时，她问我姓名住址，我想这也没什幺关系，就告诉了她。过了几天，她竟提着一个柳编篮子到我所在的生产队来了。我下工，远远看见她坐在我宿舍门口，那辆引人注目的飞鸽牌自行车立在墙边。当时，我和一个60多岁的贫农老汉同住一间土屋，贫农老汉已经退休，"发挥余热"的任务就是监视我，但见我来了客人，却识趣地走开了。于是我们边吃她带来的鸡蛋和烙饼边聊古文，我还记得是葱油饼，真的很香，我吃饱了，也到下午上工时间。她走后，我再没见过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