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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中国传统的富有魅力的乡村生活方式
于建嵘：在强县扩权的意义上，我认为首先要改革财政体制，让县级政府拥有一定的财权。一些地方官员希望改变现行财政体制共享税中央和省、市分享比例过高的状况，提高欠发达地区县级分享比例，力求统一财权和事权。如果能够在继续增加中央财政对县域地方的专项资金支持和转移支付规模的前提下，把现阶段税收收入７５％归中央改为归县域，那么对县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将会产生很大的促进作用。
蔡永飞：这一并非不现实的前景是非常令人鼓舞的。我国的现代化从起步开始，就是一个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化，国家通过城乡二元体制对此加以保障，在县和乡镇的财政职能上，也以满足城市发展为己任，以至于那样的体制被认为是为城市现代化建设汲取各方面资源的“抽水机”。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已进入“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新阶段，改革财政体制以实现这一方针，是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国家在道义上的责任。
当然，强县扩权需要做的事情很多。最近一些年，许多省份都推行了“省直管县”改革，吉林省于２００５年两次向县（市）下放经济社会管理权限８７６项，其中下放和改变管理方式的４１２项；委托、授权和分级管理的３５６项；取消和暂停执行审批的１０８项。广东省根据本省的实际情况，也在２００４年出台《广东省第一批扩大县级政府管理权限事项目录》，下放了２１４项权力，赋予县?穴市?雪更大的自主权和决策权，虽然这一改革比起其他一些地方力度不是很大，但至少在一部分县市有力地增强了县级政府推进县域经济发展的能力和动力。从全国大多数地方来看，这一项改革应当进一步推进。
于建嵘：在钱的问题上，优化县域金融也是极为重要的。一些官员希望通过改革明确国有商业银行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责任，完善县域金融服务功能，建立多层次的县域金融服务体系，开发适合中小企业、农民合作社和县域经济特点的信贷品种，推动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合作金融、民间金融的协调配合和功能互补，等等，我认为这些要求是合理的，也是可行的。在对县域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金融支持上，国家应当作出比这些要求更多的努力。
蔡永飞：人才问题也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现阶段我国存在着一个很怪的现象，一方面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人满为患，大学生宁可找不到工作也要守在城市，另一方面，农村地区人才奇缺，嗷嗷待哺。很明显，在人才问题上，国家政策有一个极大的调整空间；而从县域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需要来看，我们应当大声疾呼：城乡人才分布严重失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于建嵘：如何引导城市人才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需要政府高度重视，这也是对领导者执政能力的考验。既需要在农民中间培养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专业农民，也需要从城市引进各方面专业人才。同样重要的另一个问题是，县域党政领导人才如何培养和使用，特别是在如何保证他们向农民负责、为农民服务的问题上，应当鼓励各地突破各种清规戒律，进行大胆探索创新。
蔡永飞：土地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于建嵘：其实也很简单。要害问题是究竟怎样理解“县域经济”的问题。我感到，迄今为止，相当多地方的官员对县域经济的理解是有偏颇的。比如说，他们一谈起县域经济，津津乐道的是县域工业的情况，这或许是他们都抱怨建设用地不够用、审批难的重要原因。当然，我认为在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问题上，在保护农民土地权益问题上，国家不能有任何含糊，但在提高土地使用的效益和质量问题上，并非没有改进余地。但问题是，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导者、指导者应当认识到，所谓“县域经济”，它首先是与农业、农村和农民联系在一起的。也可以说，中央之所以提出“建设新农村”的口号，就是因为仅仅发展工业化、城市化包括城镇化，并不能解决中国现代化的全部问题。
蔡永飞：从广东省的经验看，一部分县域的发展前景和趋势就是城市经济。东莞、顺德、南海、中山这些地方本来都是县，现在都已经升格为地级市或城市的市区。从全国来看，还会有一部分县将逐步融入城市经济。但城市化、城镇化不可能“化”掉中国的农村、农民，我们可以改变农民的身份，让农民享有和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分享现代化成果，但中国相当数量的人口在农村的状况不可能根本改变。全国２００８个辖有农村区域的县，大多数县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将和新农村建设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于建嵘：在这样的县发展县域经济，如果也把着眼点和主要精力放在发展工业化、城镇化上，很可能是错误甚至是危险的。据了解，在现阶段，在一些县域地方，越是落后越迫切发展工业，而因为区位、资源等等方面的劣势，在招商引资方面很少或者几乎没有竞争力，他们招商引资的政策就越优惠，白送土地，以有限的财政资金为所谓客商提供无所不有的“服务”，门槛低得令人难以置信，可以任意破坏环境、任意剥削工人、不交任何税收，等等。有些地方所谓的工业化，破坏环境资源、掠夺农民，简直是贻害无穷，令人发指。我认为，这样发展县域经济，应当尽快加以扭转，让县域经济走上正确道路。
蔡永飞：就这一意义而言，在如何发展县域经济问题上，迫切需要国家从宏观上给予引导、规范、调控。需要制定和出台一系列指导性文件，直至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制定和实施相关的法律。解决好县域经济中的“三农”问题，不仅仅是从农业人口中转移农民到城市、城镇的问题，也不仅仅关系到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问题，更重要的是把现代文明从城市延伸到农村、让现代文明和中国农村融合。在人口如此众多的中国，现代化建设绝不能是先让农村凋敝，继而让农村消失，在许多地方，发展县域经济就是要为新农村建设服务，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在吸纳现代文明精神的基础上，重建中国传统的富有魅力的乡村生活方式。这应当是发展县域经济、建设新农村的目的和意义所在。（本报记者陈敏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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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吴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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