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我在《统筹城乡改革的关键所在》一文中曾测算过，按照重庆市现有的“十一五”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该市到2020年经济总量计划在2005年的基础上接近翻两番，GDP达到1.1万亿元左右。按照这个规划的标准，重庆市城乡居民在13年后的人均收入也才有大约1.22万元人民币（11000亿元乘以40%再除以3600万人口），与现在的城市居民收入差不多。或者，如果2020年重庆市通过统筹城乡的改革，其城市化率从现在的38%发展达到67%，重庆市届时将分别有2400万城市人口和1200万农村人口，城乡人均收入差再从目前的4：1缩小为2：1，那么，该市城镇居民13年后的人均收入约为1.45万元，也仅比2006年的1.2万元多上2500元钱，平均每年增长200元不到，而农村居民也只有区区7000元多一点而已。可见在这个规划不变的情况下，该市统筹城乡的改革的确只能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成都市的情况可能与重庆市有所不同，可能乡村部分的负担较轻些，但在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上估计是没有什么大的出入的。

因此，该两市必须修改各自的已经实行一年多的“十一五”发展规划，重新制订和颁行一部能够真实反映其改革成果的、经济目标比现有规划至少增加50%以上，甚至100%的综合性的居民收入倍增计划来并努力加以实现。[详见史啸虎《统筹城乡改革的关键所在》，中国政府创新网2007年6月29日期]

但是，这两个城市如何做才能以非常规方式以超常速度发展自己的经济呢？我们虽然没有现成方案可供参考，但是我们可以根据常识进行必要的判断和分析以得出合理的结论。这两个城市如何进行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加快民主与法治建设步伐以达至上述目标，因上文已进行了探讨，本文不再进行综合性的分析，只拟从是项改革的金融和投资方面进行具体的分析和研究，以供政学两界人士参考。

大家知道，一个经济体经济的迅速发展离不开三大要素，即投资、消费和净出口，而且这三者之间是一种此消彼涨的关系。也就是说，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这三大要素的拉动作用，而且这三个要素中的任何一个对经济的拉动率的高低变化均会使得另两个要素拉动率的反向波动。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始终是以投资拉动为主的，投资率一直在40%左右的高位，2003年更达到64.9%[赵国鑫《如何测度三大需求的比例关系及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中国统计信息网”2005年11月21日期]，而消费率却由于教育、医卫和社会保障等体制改革的失误或滞后始终在低位徘徊，净进口贡献率由于贸易顺差不断增加更是走进了一个难解的死胡同里而失去借用的意义。这两个内陆城市也不例外，是不可能依靠提高消费率和净出口率来拉动其经济发展的，实际上它们的投资拉动率也不低。比如重庆市2002年以来就超过了50%，2006年更是高到70%以上。[摘自《重庆市2006年固定资产投资形势分析报告》]成都市的投资率2005年也高达61.5%。[摘自成都统计信息网2006年4月6日期《“十五”期间成都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斐然》]

据笔者不完全测算（以重庆市为例），如果13年后重庆3600万人（按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4‰以内估算）人均收入按照现在的市民标准而不是城乡居民平均标准翻一番，达到人均2.5万元人民币计，重庆市的居民总收入就要在2020年达到9000亿元人民币，而人均GDP则要达到6.25万元人民币。这就是说，重庆市需要在13年的时间内将其GDP从3,486亿增加到2.25万亿元，整整增加6.5倍。而要达到这一发展目标，按照国内比较一般的50%的投资率计，仅重庆市届时每年就需要起码1万亿元投资额才行！一句话，该两市的统筹城乡改革最终能否成功的要害所在还是一个字：钱，也就是资金。

为此，有人说这样纯粹依靠投资发展经济不适合，会带来技术进步慢、投入产出低、能源消耗高、环境污染重等问题，所以应该相应扩大消费和出口来拉动经济，并用经济发达国家如美国的投资率常年保持在15%的例子加以证明。这些说法都是对的，但是这里似乎有个关键的认识问题需要加以澄清，即重庆和成都两个内陆城市正处于跨越人均GDP1000-3000美元这个经济发展门槛的阶段，要想与沿海经济发达或经济外向型大城市，如深圳或上海那样（更不用说美国了）提出依靠消费率和净出口贡献率这两匹驭马拉动其经济腾飞的设想未免太幼稚了。因此，重庆和成都这两个城市要想经济获得超常规发展，起码在近10年内人们还是得在如何既扩大投资规模又优化投资结构以避免或减少上述问题发生上着眼，并采取得力措施对其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加以控制和实施。舍此别无它法。

但是，这两个城市应该如何扩大投资以及如何优化其投资结构？对此问题重庆和成都两市在它们的十一五发展规划中都有认真的思考和详细的叙述。比如，重庆市就在其规划中说到，要“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加强投资引导，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努力保持较高的投资水平，确保投资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等。这里虽然没有细说，但其原则似乎是把握住了。因此，本文并不准备多说了，只想提出以下几条意见，以备查考。

首先，我们所说的投资不光包括直接投资，还更应该包括间接投资，而且在国际上后者规模通常是前者的许多倍。比如，按照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2005年全球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总额高达8970亿美元，但是仅间接投资中的企业股权并购一项总金额就高达2.94万亿美元。[张金杰《国际直接投资形势回顾与展望》，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2006－2007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这还不包括间接投资中大量发生的中长期国际银团和政府贷款。

要知道，间接投资不仅包括上市公司股权并购，也包括非上市公司股权交易；不仅包括证券投（融）资，也包括中长期借贷投（融）资，特别是中长期的、又不限制借款用途的非限制性国际信贷（internationalloan），如国际银团贷款外国政府贷款的投（融）资方式（由于国际资本流动性过剩加剧，国际银团贷款额近年增长迅速，2005年已多达3万亿圆元）。为此，我们必须开阔思路，在考虑通过改革改善本地投融资体制时，不仅应该着眼于传统的直接投资领域的投资环境改善问题，而且还应该更多地研究和分析如何营造一个便于企业通过市场化的公募或私募方式在国内外融资以发展股份制经济、同时也便于企业甚至政府在国内外通过发行中长期企业或政府债券募集所需资金的投（融）资环境。

在这方面，我总的感觉是，我们的许多地方政府，包括重庆和成两市在内，对此似乎都意识到了这些措施的重要性，但在实际运作上恐因为权限有限，显得缺乏信心，不仅研究少，而且在其支持系统的策划和设立上鲜有建树，几无进展。

其次，投资不光包括政府投资，还更应该包括民间投资，而且对于一个期望在短时间内经济获得跨越性发展的城市来说，后者更为重要。从各自的“十一五”规划来看，该两市政府似乎都很明白个中道理，且都曾颁行过促进民间投资的政策文件。但是我这里要说的是如何将这些政策措施落到实处，显现效果。

比如，重庆市2005年12月8日颁行的《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决定》，提出“支持公司制的、特别是符合产业发展方向的民营企业上市融资，或通过兼并、收购等形式重组上市。对有条件的民营企业发行企业债券。鼓励民营企业与外商合资合作。支持民间投资项目申请利用国外政府贷款和国内银行外币贷款。”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前瞻性的民间投融资体制改革措施，但是实行1年半以来，究竟有多少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通过重组方式上市、多少有条件的民营企业发行了企业债券以及又有多少民间投资项目申请利用了国外政府贷款和国内银行外币贷款了呢？

可能是我孤陋寡闻，在民营企业债券融资问题上即便是最先吃螃蟹的重庆市，也只有在此文件下发之前的1999年重庆力帆集团发行过3年期5000万元企业债券，而且该文下发后不知为何迄今似乎还没有其它任何民营企业获此“殊荣”待遇。其它措施如民间投资项目利用国外政府贷款或国外银行外币贷款等估计也都仍然是处于纸上谈兵阶段。

再次，投资不光包括所谓规模以上项目的投（融）资，还应包括大量存在的、为大幅度增加辖区居民收入所必须的中小型和微型项目的投（融）资。所谓规模以上投资项目是指那些投资额年销售额大于200万的工业企业或者或者年销售额大于500万的商业企业。出于政绩和趋利需要，长期以来各地政府均竟相投资上马所谓规模以上投资项目而不屑于支持和发展甚至有意或无意地在遏制一般民众出于创业或谋生目的的中小型或微型投资项目。

比如，有资料表明，尽管目前对于各有关部门我国中小企业数量有着不同的也是差距极大的解读数据（从4000万个到320万个），但我国中小企业数量逐年减少、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的事实却是谁也没有否认的。主要原因也是众所周知的，那就是各级政府普遍实行的各种收费和罚款制度。中小企业之于一个经济体的重要性就像微循环的毛细血管之于人体一样，如果其发育和发展出现障碍，那就意味着这个经济体或人体的生命力的退化和衰竭。各经济发达国家对本国中小企业不仅绝无任何税外收费，而且还大多实行减免税收和支持融资政策，以鼓励国民创业。

为此，可以说，什么时候重庆和成都两市的工商、质监、城管、交通行政管理、医药食品监督、消防、环保、法院、检察院等政府职能和司法部门全部由财政足额供养起来不再向辖区内中小企业或个体户们收取任何费用或胡乱罚款，同时从融资贷款方面给予稳定的法律或制度性支持的话，该两市数千万居民的民间创业性投资也必然会有一个爆发式的蓬勃发展。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要想超常规地扩大投资并调整投资结构还必须构建一个适应其要求的具有足够授权的区域性投（融）资运作体系，也就是前文所说的支持系统。没有这么一个区域性投（融）资运作体系或支持系统，或者说，如果该两市不能筹措到超常发展所需要的必要比例的投（融）资资金，要想达致上述的超常规经济发展目标以彰显是次统筹城乡改革的成功，也只能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美好梦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