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红军即便占领了宁夏，也没有取得苏联军事物资支持的可能。”另一方面，在河东的红军部队面临断炊的危险，而“蒋介石北上后张学良一直不表态，原来的计划全盘落空。”在此情势下，中共中央秘密制定了一份　《作战新计划》，将红军重新部署，分为南路军、北路军，分头突破。与南路军、北路军相对应，在　《作战新计划》里将渡河部队称为西路军——“西路军”的名称由此正式确立。陈昌浩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西路军下设三个军：5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9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松海；30军代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此外，还包括骑兵师、妇女独立团、回民支队。

“不久，因为宁夏战役不能进行，东返还是西进，中央发来电报，征求渡河部队的意见，徐帅坚决主张可以独立完成单独打通新疆的任务。”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前政委、徐向前的秘书李而炳说。西路军将领也赞同他的西进意见。此时的西路军将士并不知道，中央及军委已经放弃宁夏战役计划，而在为向黄河以东的战略转移作部署。徐向前后来回忆，“对于如此重大的变动，我们事前事后均一无所知，直到近几年才弄清楚。”

11月9日，西路军按计划西进，9军占领了古浪城，马元海率军尾追而至，向立足未稳的红军发起猛攻。9军苦战3天，牺牲2000多人。“这一仗之后，主力部队9军元气大伤。5军名义上是个军，但人数少，实际不足一个师的兵力，所以西路军后来主要靠李先念的30军作战。”朱玉教授介绍。

11月19日，徐向前收到中央军委来电，“要我们停止西进，在永昌、凉州一带建立根据地”。在这样荒凉的戈壁大漠中建立根据地非常不切实际，满怀疑惑的徐向前曾在11月24日起草一份电文，向中央反映实际情况。但中央复电，仍要西路军就地坚持。

这个疑惑在徐向前心中保留了几十年，直到晚年看到那份《作战新计划》才明白，中央的意图是“为了造成河东红军与西路军在河西会合的假象，调动蒋介石的兵力扼控黄河以便让河东红军主力向东或向南战略转移”。

为了牵制河东的国民党部队，西路军便不能西进过远。于是他们根据中央指示，在永昌和凉州建立根据地。“这一带是河西走廊的蜂腰部，又是马家军拼命争夺的战略要地，西路军不进不退，被动挨打，几乎无日不战。”朱玉说。

西路军在永昌与马家军打了一个多月的消耗战。此时的西路军已由2.1万多人减至1.5万多人。46年后，李先念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我们在那里犹犹豫豫，打打停停，停留了一个多月，是非常失误的。”

东进与西进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发生。以为蒋介石势力就此扫除的中共，又向西路军重提“打通远方”的任务。西路军遵照命令，准备西进。

此时，意欲武力解决“西安事变”的何应钦，指挥“讨伐军”进逼西安。12月22日，中央又来电，命令西路军东返，策应张学良、杨虎城抗击南京政府。

徐向前他们在调集兵力准备往东走时，12月25日“西安事变”宣告和平解决。中央军委来电：“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于是，为了全局战略，12月底，西路军再次西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