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生活》:中国传统里，文人历来有当谏臣的心理，希望参与制度改革，实现人生的抱负。您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什么？

沈志华: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就是在传承文化，什么叫文化？文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历史的积淀，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大概有将近半个多世纪，中国学术界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是相当大的。有一次听人说，翦伯赞解放前写的版本比解放后修改的那个要好，这就很说明问题。大家都曾经被要求一个腔调，一个立场，一个观点，很少有能提出什么疑义或见解的地方。那么，你要从根本上推翻它，不是说你改变了政治观点就能解决问题的，而是要从根儿上做起，弄明白到底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

《生活》:研究大历史的黄仁宇批评中国学者，越研究越窄，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沈志华:国外的学者，跟中国的处境不一样。我觉得中国现在还没到那个时刻，还不具备那个条件，为什么呢？现在首先是要颠覆过去的历史，很多基本史实都还没搞清楚，你搞什么大历史啊？

《生活》:按照你的本性，你自觉是适合搞思辨型的历史研究，还是探寻基础史实？

沈志华:照我四十岁之前，我就是想搞那种思辨型的大历史。但是现在我觉得搞不了，因为这个东西其实也是靠环境，靠积累的，如果原来就顺着那个路走下去，就会是研究大历史那么一种思路。但是现在我已经走到基础史实这条路上了，我的功底就是要把40——60年代这段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搞清楚。我现在做的每一篇论文都是别人没有搞清楚的事情。

《生活》:我注意到你的经历里有好几次进入权力机构的机会，你为什么放弃？

沈志华:我年轻的时候很积极，尤其是我从1973年转向文科学习以后，就一直有一股劲，老想为国为民，精忠报国，投身那种火热的政治斗争当中去，但后来一个又一个的人生挫折，让我重新去思考这个问题。我现在不喜欢官场，并非因为人生中遭受了太多打击。被打击有两种，一种是你自己失败，你做错事情了，所以遭到打击，你吸取教训就完了，还有一种我认为根本就是你命中注定的。另外，现在95%的老师都浮在表面，真正对学术负责任、对社会负责任，想把自己的一生的经历投入到里面有多少人？我愿意做最基础的工作，了解历史到底怎么回事，然后把自己搞清楚的事实转化成一种大众能接受的东西。

《生活》:研究历史不是为了以史为鉴吗？

沈志华:这是历史的功能，历史学的功能，而不是历史学家的责任。因为以史为鉴其实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史，这“史”究竟是什么，你要是弄错了，那历史你以什么为鉴，你不越弄越糊涂吗？所以这是一部分，这部分的责任主要由历史学家去承担。鉴，什么叫鉴？资治通鉴，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你怎么搞政治，怎么去治理国家。这靠政治家自己，我把历史经验教训都摆在这儿，至于它怎么指导你，我不能替你想，是你自己去想。假如一个政治家如果没有文化，不懂历史，你搞什么社会问题，你搞什么政治？所以你本身就应该具备这个素质，你应该到真实的历史中去寻找你所需要的那种资源，丰富你的头脑，来开创你的自己的政绩。

《生活》:你通过研究这段历史，个人怎么评价毛泽东？

沈志华:我觉得毛泽东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就他的才智，真是几百年中国才出那么一个，不得了。但是他生不逢时，能够施展他才华的那个年代已经过去了，如果时间倒退五十年，恐怕他要比蒋介石干得漂亮的多。那个时候军阀混战，要推翻清朝，推翻封建社会，重新进入一个新社会，革命是很吃得开的，毛泽东赶了个尾巴，中国革命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他赶上个尾巴。但是你成功以后，你还要用革命那套方法来建设一个新的社会和新的国家，就和整个社会的发展相背离了。时代不同了，你越聪明你犯的错误就越大，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他的错误到了极端。所以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其实应该站在历史环境当中来看，不能说谁好谁坏。

《生活》:您现在最想解开的历史谜团是什么？

沈志华:我现在最想解决的事,就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公约组织，同样是两个同盟，但西方阵营是一种超稳定结构，内部从来发生过战争，而且冷战都结束了，到现在美韩同盟，美日同盟，美英同盟依然这么稳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意识形态一致，都是信仰马克思主义，但从同盟结成的第一天起，苏联和南斯拉夫就分裂，跟着是苏联打匈牙利，然后中苏之间又打仗。曾经多好的兄弟关系，好到不分你我，到最后还是刀兵相见。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不稳定性的根源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