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年以后，胡鹬芬在《上变法自强条陈疏》中也大声疾呼:“就今日之情事以观，凡地球近海之邦，苟非海军强盛，万无立国之理。”（109）这一极为可贵的认识，只可惜产生于北洋海军覆亡之后。在19世纪，中国做为一个滨海的内陆国家，此时面临的只有两种抉择:要么主动地走向海洋，加入世界大家庭，成为一个近代的主权国家，就像日本一样；要么消极地等待西方列强前来蚕食改造，而沦为殖民地，如同印度一般。

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在海上吃了多次败仗，海防问题摆到了人们的面前。整饬海防，御侮保国，成为这一时期人们不得不谈论的主题。李鸿章此时所阐述的海防战略，即是由整饬军实，御侮保国入手，由海防而旁及经济、外交、文化等各个方面，进而形成其完整的自强观。主观上，李鸿章或许并没有想到，他的主张为中国这个古老的内陆大国走向海洋，走向近代，提出了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然而就在当时，却曾有人一眼看出了这一意向，并积极准备参与其事，这人就是英国总税务司赫德。光绪元年三月，郭嵩焘在一份奏折中向清廷报告说:

“窃闻总税务司赫德之言曰:中国大要有二:其一曰内事，其二曰外防。内事非外人所敢置议。外防有边防，有海防，吾所陈者海防一事而已。其意盖欲以西洋之规模施之中国，而以海防引其端。”（110）

“以海防引其端”，正是李鸿章此举的重要意义之所在。如果说李鸿章的海防思想及其他所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就单纯军事意义而言，还有不少消极防御的保守成份，但把它放到国家发展战略这样一个宏观角度来认识，就充分显现出了它的重要性:它为19世纪的中国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捕捉到了一个重要的契机。由海防建设而带动国防近代化，从而推动整个国家的工业化建设；由军事而牵动经济、政治、文化等诸方面的变革，是19世纪历史给予远东各国的一次重要机遇。日本成功地抓住了这个机遇，迅速走完了这一近代化的路程。而中国则内外制肘，蹒跚而行，以至甲午一战，再受重创，从而失去了这一宝贵的时机。今日看来，海防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在晚清纷杂多变的局势中，为中国走出中世纪，迈向近代，寻到了一个清晰可观的由头，一个珍贵的切入口。

恰好李鸿章提出海防战略的那个19世纪70年代，又为中国提供了难得的国际环境。首先是克里米亚战争，英、法击败了沙俄，迫使俄国废除了农奴制，然后俄国又卷入了俄土战争，已经很难同时在远东地区扩展其势力。其次普法战争，普鲁士打败了法国，拿破仑三世被俘，法国失去了在亚洲地区与英国争霸的能力。再是随着德国实力的不断增长，英德军备竞赛和在北非、中东一带的争夺日趋激烈，相对转移了其对远东地区的注意力。当时，李鸿章亦看清了这一国际局势，光绪三年三月二十一日，他致函丁日昌说:“俄与土尔其衅端已开，欧洲战争方始，日本萨峒岛之乱尚无了期，乘此东西洋多事，无暇旁顾东土，厉兵练甲，事有可为。”（111）19世纪后30年，在远东地区实际上只有日本对中国构成真正威胁。这个时期，清政府如能举国大办海军，停西征之饷移用于海防，依丁日昌、李鸿章之设想，大力购置铁甲舰，组建起三洋舰队，不仅日本不敢问鼎中华，即法国亦不致轻启兵端。海防既保，国家遂强，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路程亦不致屡受重挫。早在光绪六年，薛福成曾经勾画过这一结局。他说:

“尝观于壮士之赴斗，以有器与无器校，则有器胜；以利器与不利之器校，则利器胜；匹夫仗剑，虽被褐怀宝而暴客不敢睨者，气夺于所畏，备豫于先事也……然西人所以夸诩日本，日本所以挟以傲中国者，则彼有铁甲船而我无之也……就中国口岸相需之船，大小参用，少则可购四号，多或至五六号，非必用以摧敌也，但使得此利器，坐建无形之威，则假托者自恧然而气馁，旁观者亦悚然而神惊，不待两阵交锋，可以潜消邻衅，已省无穷之费。否则彼欲骋所长，其势必迫我以交锋，否则彼所购之铁甲船三号，其究亦必取偿于我，此中之得失利病，不待智者而决矣。”（112）

但是，由于清政府没有从整体上接受李鸿章的海防战略的建议，海防之事终成空议。在黄海海战前夕，廷旨严责北洋海军将领畏缌巧滑，李鸿章疏奏复陈，言词苦涩:

“近年部议停购船械，自光绪十四年后，我军未增一船。丁汝昌及各将领屡求添购新式快船，臣体仰时艰款绌，未敢奏咨渎请。因此，前于豫筹战备折内奏称，海上交锋，恐非胜算，既因快船不敌而言。倘与驰逐大洋，胜负实未可知。”（113）

苦涩之中正藏着许多说不出口的怨气。李鸿章明白:海战惟持船炮，“稍有优绌，则利钝悬殊。”（114）早年的战争经历，使他懂得在战场上略逊一筹的厉害。李鸿章似乎预见到这场战争的最终结局，但却无力改变这早已筑成的既定局面。

从李鸿章20年海防建设的实践，我们不难看出由内陆走向海洋的伟大意义。正如没有幼童的出国留学，就不会有严复的《天演论》一样，没有北洋海军的建立与甲午海战，很难设想戊戌变法和晚清的新政改革会在那时自然产生。怀着对祖国无限热爱的朴素感情，我们对左宗棠西征的贡献无论如何评价皆不为过。但是不知人们是否反思过这样一些矛盾的现象:19世纪，中国最大的危机发生在东南沿海，但清政府的战略重心却放到了西北边陲；在鸦片战争以来的60年的时间内，中国在五次由海上而来的重大对外战争中败北，仅战争赔款一项即高达12亿两白银。可清廷在10余年间用于西征的款项，却比李鸿章20年内筹建海防所支费用高出3.6倍。这一东一西，孰重孰轻？其实历史早已做出了回答。

19世纪来自海上的侵略，具有新兴的资本主义向落后的封建帝国进攻的性质，而沙俄在西北的争夺，更多地则是对土地的侵掠。海上的进攻关系到国家的独立、民族的存亡和发展的方向问题，而陆上的侵掠影响的只是国家版图的大小。联想到40年后发生的第二次中日战争，民族存亡问题的重要性就立刻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当时，清政府在海防议之后虽然做出了两者并重的抉择，但实际上则是缓东急西。海防问题自同治十三年提出讨论，在光绪五年琉球事件时再议，到光绪十年中法战争后又重新讨论，方才确定了建立海军衙门和组建北洋海军的方针。清政府战略重点选择的错误，表面上看失去的是10年的时间和足够再组建三枝北洋海军的经费，实际上丢失的是中国走向近代的重要历史机遇和逾11亿的战争赔款。钱损失了尚可再积蓄，然而历史机遇的错过却永远难以弥补。我们今天研究李鸿章的海防战略思想，已经不能简单地停留在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和评价上，它更多地带给我们的应该是对中华民族走向海洋的深思和对于海权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