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日本近在户闼，诚为中国永远大患”

同治十三年春，日本以两艘琉球贡船漂到台湾，船员被生番所杀为藉口，出动兵船在台湾南端琅峤登陆。经多方交涉，中日双方签订了《北京专条》。日本侵台事件给中国朝野带来极大震动，使不少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日本对中国的严重威胁。是年底，大学士文祥奏:“目前所难缓者，惟防日本为尤亟。以时局论之，日本与闽浙一苇可航。倭人习惯食言，此番退兵，既无中变，不能保其必无后患”（20）在处理侵台事件过程中，李鸿章与日本使臣多次谈判，其对日本之印象有很大改观。同治十三年四月十八日，他致函沈保祯说:

“日本自九年遣使来津求约，厥后岁辄一至，弟与周旋最久。其人外貌拘拘恭谨，性情狙诈深险，变幻百端，与洋人迥异……彼果怀叵测之志，挟成算而来，恐非口舌之力所能禁……惟彼既兴师登岸，其办理以不外谕以情理，示以兵威二语。”（21）

同年五月二十日，李鸿章又致函孙竹堂谈对日本之感想:

“……不过该国近年拾人牙慧，能用后门枪炮，能开铁路煤矿，能学洋书洋语，能借国债，能制洋银数事耳。我中土非无聪明才力，士大夫皆耽于章句帖括，弗求富强实济，被彼一眼觑破，遂肆意轻侮，口无择言……中国以后不稍变成法，徒持笔舌以与人争，正恐长受欺侮，焦闷莫名。”（22）

台湾事件对李鸿章的最大刺激，便是打破了他过去一直抱有的日本“无图我之心”的幻想。严酷的现实使他不得不正视这个“近在户闼”的敌人，而发出“恐非口舌之力所能禁”的感叹。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李鸿章上奏清廷，详细阐述了他对日本的新认识，奏云:

“惟文祥虑及日本距闽浙太近，难保必无后患。目前惟防日本为尤急，询属老成远见。该国近年改变旧制……每为识者所讥，然如改习西洋兵法、仿造铁路火车、添置电报、煤铁矿，于国计民生不无利益；并多派学生赴西国学习器艺，多借洋债，与英人暗结党援，其势日张，其志不小，故敢称雄东土，藐视中国，有窥犯台湾之举。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今虽勉强就范，而其深心积虑，觊觎我物产人民之丰盛，冀悻我兵船利器之未齐。将来稍予间隙，恐仍狡焉思逞，是铁甲船、水炮台等项，诚不可不赶紧筹备。”（23）

这里李鸿章明确提出了日本“近在户闼”，“诚为中国永远大患”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把日本做为中国的战略假想敌，提到了国策制订者面前，希望引起清廷的充分注意。

从将日本“联为外援”、“为西洋多树一敌”的外交策略，近而转变为视日本“为中国永远大患”，将日本做为中国的战略假想敌，只有短短的四年时间。李鸿章对日本认识的迅速转变，在很大程度上与几个重要人物对他的影响不无关系。在这段时间，与李鸿章来往最为密切，通信最多的是丁日昌。丁日昌早在台湾事件发生的前一年就曾经预言:“不数年东洋兵衅必开”。后来他又再三呼吁:

“日本倾国之力购造数号铁甲船，技痒欲试。即使日本能受羁縻，而二三年内不南犯台湾，必将北图高丽。我若不亟谋自强，将一波未平而一波又起，殊属应接不暇。虽兵衅不可轻开，而横逆殊难哑受。惟有设法筹款项。速购铁舰、水雷，以及一切有用军火，并预筹驶船之将、用器之人。诗云:未雨绸缪，何况既阴既雨乎！”（24）

是丁日昌最早唤起李鸿章对日本的警惕，又是丁日昌最早提出要发展海军，组建“三洋水师”（25）。被清流们称作“丁鬼奴”的丁日昌，由于长期居住苏沪和广东，对于国际局势，尤其是远东局势有比常人更多的了解和认识，故能于事发之先做出预断。他的许多想法，丰富并扭转了李鸿章对日本的认识。（26）

当时，在李鸿章身边幕府中，也有两个对李鸿章发生过较大影响的人，这就是薛福成和朱采。薛福成对日本的分析，是李鸿章对日观转变的重要因素；而朱采对海防问题的议论，则大大触动了李鸿章急于整顿海防，以抵御日本的念头。薛福成曾十分认真地考察过日本国情，并对日本之国策做了详实的探讨。他说:

“今与中国同处一洲之内，而国势稍足自立者，莫如日本。论外侮之交侵，不能不树援以自固也，宜有吴蜀相亲之势。然日本人性桀黠，藐视中国，彼将以远交近攻之术施之邻邦也，实有吴越相图之心。其机甚迫，而其情甚可见也……十数年前，彼国中多故，诸侯群起而力争，德川氏狼狈失据，因以黜大将军，而列藩亦废，尽改郡县，浸浸乎有强干弱枝之势；又大开互市，宗尚西法，甚至改正朔，易服色，建置铁路、电线、机器之属，不遗余力；国债至二万万以外，近又购铁甲船于英国，西人啧啧称许，而彼之气焰益张。夫彼之所以不惜重费，经营如此之勤者，必曰有所取偿也；彼之所以敬事西人，交际如此之密者，必曰可以求助也。然彼有所益，则必有损者在矣；彼既日强，则必有弱者在矣。窃尝为日本踌躇审度，知其志必不仅在朝鲜、琉球也。何也？朝鲜、琉球壤地之薄，民物之丰不逮中国之百一也，且日本之在海滨，亦多事矣。数年之中，一入台湾，再议朝鲜，三废琉球，今其兵船且游历至福建，隐有耀武之意。彼盖自谓富强之术远胜中国，故欲迫中国以所难堪，使我怒而起衅，而彼乃得一试其技。幸而获胜，彼可任其取求；万一不胜，彼持西人为排解，决无亏损其国，其为谋亦狡矣。”（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