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交舞台上，自70年代以后，李鸿章处理对外交涉事宜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保和局”，即努力地运用外交手段来维持国内外的和平局面，使清政府能够有一段较为安定的环境来保障自强国策的实施。在和战一事上，李鸿章受郭嵩焘的影响甚大。郭氏曾言:

“廷臣主战只是一隅之见，似亦斟酌理势之平，求所以自处，而无急言用兵。臣查西洋构衅以来，凡三次用兵。广东因禁烟，宁波、天津因换约，皆疆臣处置失宜，以致贻患日深，积久而穷于为计。然其时中外之势，本甚悬绝，一切底蕴两相不知，徒激于廷臣之议论，愤然求一战之效……衅端一开，构难将至无穷。”（62）

对比当时国际局势，李鸿章明白“弱国无外交”。他认为“邦交之道与自强之谋，互为表里”。（63）通过外交来赢得时间，加速自强，只有自强才更有利于开展外交。李鸿章自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后，处理通关交涉事宜为主要工作，亦牵去其绝大精力。到甲午战争前，李鸿章所处理的重大外交事宜有:天津教案、台湾事件、光绪初年的遣使问题、中英马嘉理案的交涉事宜、中日换约问题、江华岛事件、朝鲜壬午兵变、甲申事变、琉球事件、中俄伊犁交涉、中法越南交涉、秘鲁华工问题、对德关系、蚕池口教堂迁移事、巨文岛事件、甲午朝鲜问题等等，重大外交事件一件接一件。李鸿章明白:“中外交涉每举一事动关全局，是以谋划之始，断不可轻于言战。”（64）“洋务不战易了，一战便不能了”。（65）“国家办理洋务，当以了事为义，不当以生衅构兵为名，名之所趋，积重难返”（66）李鸿章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运用灵活的外交手段，努力开拓，于是清廷有了遣使驻外的制度。在外交谈判中，李鸿章运用国际法，坚持“守约据理”的原则，成功地处理了马嘉理案和蚕池口教堂迁移事，同时与秘鲁签署了保护海外侨民的条约。这些条约的办理，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大清的国家利益。

综观李鸿章20余年来处理外交事务的基本策略，则是始终坚持了“以夷制夷”的外交方针。在19世纪70年代之前，李鸿章曾经设想联合日本，以东洋抗拒西洋。乃至感到日本之威胁后，因英美暗助日本，“德国甚嫉之，而不与其党”，遂建议总署“引德国以阴持各国”（67）。大量定购德国枪炮兵船，延请德军官兵为清军教练。但是当中法战争最紧要之时，李鸿章请德国出面调停，并请悬德旗遣回“定远”、“镇远”二舰，均遭拒绝，致为清议攻击，李鸿章遂对德国失去信心。故中法战争之后，李鸿章逐渐走上了“联俄制日”的道路。（68）当时薛福成曾经建言:“为今日计，御俄人之道利用柔，非柔也，化其争竞之气也；御日本之道利用刚，非刚也，示以振作之机也。”（69）早在中俄为伊犁交涉关系紧张之时，日本乘机灭了琉球。当时，李鸿章心生警惕，曾权衡过与俄、日关系的利弊。他认为:

“与其多让于倭，而倭不能助我以拒俄，则我既失之于倭，而又将失之与俄。何如稍让于俄，而我因将借俄以慑倭。夫俄与日本强弱之势相去百倍。若论理之曲直，则日本之侮我为尤甚矣。”（70）

这是李鸿章联俄思想的动机，亦是其“联俄制日”外交政策的最初表现。李鸿章“联俄制日”外交政策的实施，一直发展至甲午战争后，由于胁迫日本归还辽东半岛成功，满清举国亲俄，影响甚大。《马关条约》签定后，张之洞建议总署:“急于俄国商定密约，如肯助我攻倭，胁倭尽废全约，即酌量划分新疆之地，或南路回疆数城，或北路数城以酬之。”（71）爱国人士谭嗣同则更有甚者，他主张:“今夫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反岁费数百万金戌守之。地接英俄……不如及今分卖于二国……每方里得价五十两，已不下十万万。除偿赔款外，所余尚多，可供变法之用矣。”（72）这是欲将大半个中国按里计价售于英俄，已较李鸿章“联俄制日”的外交政策相去远矣。

在经济领域内，李鸿章的自强思想中，“求强”与“求富”二者是不可分的。他认为:

“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敝者。”（73）

为此，他在整顿海防，制器练兵的同时，更提出了一系列与国计民生有关的改革方案，想以此来支持他的海防建设。李鸿章后半生在经济领域多所创树，举凡航运、铁路、矿山、电报、邮政和机器局等各方面。其最早创立的是轮船招商局，始创于同治十一年底，为中国第一个官督商办的大型民用企业。在李鸿章创办的诸多企业中，成效最为显著的是矿冶业。李鸿章认为:“致富之策，自以开矿为先。”（74）为此他先后开办了磁州煤矿、阳城山煤矿、兴国煤铁矿、滦州开平煤铁矿、科尔沁铅矿、峰县煤矿、平泉铜矿、漠河金矿、利国铁矿等诸多矿业。在开采煤铁矿的同时，李鸿章又提出了修筑铁路一事。他认为，开矿与筑铁路二者是互利的，“矿务因铁路而益旺，铁路因矿务而益修”。（775）航运、铁路、矿山的建设，又带动了国内机器制造业和通信事业的发展。李鸿章求富方案的实施和在经济领域内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推行，开了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先河，为中国由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转变为一个近代化的工业国家，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在人才的培养方面，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提出，整顿海防，讲究军实，必须先造就人才。为此，他建议改革科举，设立洋学局，以广揽人才，但后被清议所驳，未能实行。但李鸿章为了“以求洋人擅长之技，而为中国自强之图”，（76）在与海防有密切关联的方面，广泛培养人才。首先，他挑选幼童出洋学习，此举乃“中华创始之举，抑亦古来未有之事。”（77）在李鸿章、丁日昌和曾国藩反复协商之后，由曾国藩奏请议准，确定每年选送幼童30名赴美国，15年后学成回国。前后4年，共选派120名幼童出国留学。与此同时，李鸿章还与沈保祯联合奏请选派闽厂学生出洋。自光绪三年始，先后三次选派学生78人赴英国学习海军技术。（78）在选派学生出洋的同时，李鸿章更进一步选派武弁出洋。光绪二年选派淮军卞长胜、查连标等7人赴德国武学院学习军事技术和兵法，这是中国现役军官首次出国留学。光绪五年查连标等学成返国，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疏中说:

“推中西用兵之法大略相同，惟中国选将必临敌而后得，西国选将以学堂为根基。中国军械不求甚精，操练不必甚严，西国则一以精严为主。取彼之长，救我之短，不妨参观互证，期有进益。”（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