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关于李鸿章海防战略思想的研究，历年来已有多人涉足，如:徐勇《试论李鸿章的海军战略思想》，载《东北师大学报》1985年第5期；夏冬《论李鸿章的守势战略》，载《军事历史研究》1988年第1期；姜鸣《晚清海防思想研究》，载《史林》1988年第2期；许华《李鸿章“避战保船”新探》，载《福建论坛》1989年第4期；施渡桥《论李鸿章海防战略思想的变化》，载《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4期；王家俭《李鸿章的海军知识与海权思想》，载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编《甲午战争一百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民国八十四年3月版；张炜《李鸿章海防战略思想刍议》，载戚其章、王汝绘主编《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版；戚海莹《论李鸿章的海防思想》，载戚俊杰、刘玉明主编《北洋海军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11月版。上述所有这些研究，皆从不同的侧面研究了李鸿章海防思想的有关内容，或批判，或分析，皆取得了较大的成绩。由于多年来李鸿章始终是被作为一个反面人物来认识的，所以他的一些做法和所思所想并未能真正引起人们的充分注意，这也正是我想从国家战略的角度来重新研究李鸿章海防战略思想的出发点。
（2）《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3，P19。
（3）《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3，P17。
（4）《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P10。
（5）《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6，P42。
（6）《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9,P7。
（7）《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1,P3～4。
（8）也有人不同意这一看法，认为李鸿章被日本人的假象所迷惑。参见王汝绘著《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人民出版社1999年2月版，P58～64.
（9）《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7,P53～54.
（10）关于中日订约一事李鸿章所起的重要作用，王玺先生曾有专著论及此事，见王玺《李鸿章与中日订约》，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42）辑，民国七十年九月版。
（11）《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1,P27。
（12）《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2,P3～4.
（13）《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2,P14。
（14）《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1,P43.
（15）《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1,P49.
（16）《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1,P13～14.
（17）关于李鸿章外交政策中，首先关心的是如何保护朝鲜问题一事，金基赫先生在《李鸿章对日本和朝鲜政策的目的》一文中有全面论述。参见刘广京主编《李鸿章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12月版，P177～197。
（18）李鸿章未刊函稿，即将收入顾廷龙、戴逸主编的《李鸿章全集》。
（19）李鸿章未刊函稿，即将收入顾廷龙、戴逸主编的《李鸿章全集》。
（20）《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8,P40。
（21）《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4,P4。
（22）《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3,P8～9。
（23）《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P26。
（2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2册，P394～395。
（25）早在同治六年，丁日昌即向当时担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建议组建北洋、中洋、南洋三支水师。可参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5,P21,《湖广总督李鸿章附呈藩司丁日昌条款》（同治六年十二月初六日）。
（26）关于丁日昌对日本的认识及参与海防讨论的有关情况，吕实强先生有专门论述，可参见吕实强著《丁日昌与自强运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30）辑，民国六十一年十二月版；另外赵春晨先生也有专文论及丁日昌在海防与海军建设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参见赵春晨《丁日昌与北洋海军的筹建》，载戚俊杰、刘玉明主编《北洋海军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11月版，P18～29。
（27）薛福成《筹洋刍议》“邻交”，见《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P532～533。
（28）朱采《清芬阁集》卷2,P25～27.
（29）朱采《清芬阁集》卷5,P1.
（30）蒋廷黻《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中卷P364.
（31）李鸿章未刊函稿，即将收入顾廷龙、戴逸主编的《李鸿章全集》。
（32）是疏乃薛福成代撰，参见《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P123～124。
（3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2册，P388.
（34）《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9,P1～2.
（35）《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8,P31.
（36）是疏乃薛福成代撰，参见《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P144～147。
（37）是疏乃薛福成代撰，参见《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P133.
（38）《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8,P19～20。
（39）《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8,P19～20。
（40）当时收到军机大臣密寄的督抚有: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李宗羲、钦差大臣沈保祯、盛京将军都兴阿、闽浙总督李鹤年、湖广总督李瀚章、两广总督英翰、广东巡抚张兆栋、漕运总督文彬、江苏巡抚吴元炳、安徽巡抚裕禄、浙江巡抚杨昌浚、江西巡抚刘坤一、福建巡抚王凯泰、湖南巡抚王文韶，以及虽不是沿江海省分，但对洋务颇为留心的陕甘总督左宗棠。
（41）《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9,P2～12。
（42）参见《丁文诚公遗集》奏稿卷11,P7～15；《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4,P53～57。
（43）《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9,P44～47；《皇朝经世文续编》卷101,“洋务”P10～13；《开县李尚书政书》卷6,P53～63。
（4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1册，P115。
（4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1册，P121～122。
（46）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1册，P124～135。
（47）《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9,P12～13。
（48）《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9,P47～48。
（49）《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9,P12～32。
（50）《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22,P27。
（51）《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
（52）《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9,P12～32。
（53）《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6,P28。
（54）《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6,P28。
（55）《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9,P12～32。
（56）《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9,P12～32。
（57）《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9,P12～32。
（58）关于李鸿章自强思想的研究，台湾成功大学苏梅芳女士曾经做过专门研究，对李鸿章在海防建设和自强之实业建设方面的建树皆有论述。可参见苏梅芳著《李鸿章自强思想之研究》，台湾国立成功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硕士论文，民国七十八年七月。
（59）1889年，美国海军部长本杰明．富兰克林．特雷西（BanjaminFranklintracy）在他的一份年度报告中称:清国海军实力在世界上排在英国、法国、俄国、德国、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土耳其之后，而排在美国和日本之前，列世界第九位。(InPeaceandWar:InterpretationsofAmericanNavalHistory,1775～1984,P.147)
（60）参见拙作《晚清陆军武器发展述略》，载《中国近代军事史论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P355。
（61）王家俭先生指出，李鸿章的战略思想中，传统的陆权思想一直占据重要的支配地位。故在海防问题上重海防而不重海权，这导致了中日两国海军发展的不同道路。其实当时马汉的著作还没有传到中国，李鸿章对此的了解不可能超乎常人。参见王家俭《李鸿章与北洋海军》，载刘广京编《李鸿章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12月版，P307。
（62）郭嵩焘《俄人构患已深遵议补之方折》，载《郭嵩焘奏稿》岳麓书社出版社1983年版，P397。
（63）《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5,P23。
（64）《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48,P19。
（65）郭嵩焘《玉池老人自述》，P10。
（66）《清季外交史料》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9月版，卷20,P20。
（67）《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2,P46。
（68）关于李鸿章从“联日”到“联俄制日”外交方针的转变，苑书义先生在《李鸿章传》一书中有专章论述，对这一转变的过程和原因皆分析得十分精辟。参见苑书义《李鸿章传》，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69）薛福成《筹洋刍议》邻交，载《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P533～534。
（70）《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39,P7。
（71）《张文襄公全集》卷78,P2。
（72）《谭嗣同全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4年版，卷3,P407。
（73）《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6,P25。
（74）《李文忠公尺牍》卷3,P809。
（75）《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39,P25～26。
（76）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2册，P162。
（77）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2册，P137。
（78）参见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第二、三章。
（79）《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35,P34～35。
（80）李宗侗、刘凤翰《李鸿藻先生年谱》中国学术著作奖著作委员会1969年版，上册，P191。
（81）李宗侗、刘凤翰《李鸿藻先生年谱》中国学术著作奖著作委员会1969年版，上册，P207～209。
（82）《清穆宗实录》卷371。
（83）《致甘肃安肃道史念祖函》（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五日），李鸿章未刊函稿，即将收入顾廷龙、戴逸主编的《李鸿章全集》。
（84）罗正钧《左宗棠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年版，P297～298。
（85）李鸿章未刊函稿，即将收入顾廷龙、戴逸主编的《李鸿章全集》。
（86）参见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P133之统计。
（87）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2册，P30。
（88）沈纯《西事蠡测》，见《小方壶斋舆地丛抄》第十一帙。
（89）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1册，P121。
（90）《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7,P13。
（91）《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5,P4～5。
（92）李鸿章未刊函稿，即将收入顾廷龙、戴逸主编的《李鸿章全集》。
（93）李鸿章未刊函稿，即将收入顾廷龙、戴逸主编的《李鸿章全集》。
（94）李鸿章未刊函稿，即将收入顾廷龙、戴逸主编的《李鸿章全集》。
（95）《奕诉等奏请由洋税厘金项下拨南北洋海防经费》（光绪元年六月十日），载《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P615～617。
（96）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2册，P360。
（97）李鸿章未刊函稿，即将收入顾廷龙、戴逸主编的《李鸿章全集》。
（98）《李鸿章致丁日昌函》，李鸿章未刊函稿，即将收入顾廷龙、戴逸主编的《李鸿章全集》。
（99）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2册，P369。
（100）李鸿章在德国订造的两只铁甲舰，“定远”舰价140.9万两；“镇远”舰价142.48万两，加上各项杂支及归国路费等共支银340万两。
（101）李鸿章未刊函稿，即将收入顾廷龙、戴逸主编的《李鸿章全集》。
（102）李鸿章未刊函稿，即将收入顾廷龙、戴逸主编的《李鸿章全集》。
（103）参见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1年7月版，P114～115。
（104）据《清史稿》卷125食货志统计，晚清仅晋、豫、苏、鲁及直隶等省三河工、赈灾用款就高达4550万两。
（105）参见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1年7月版，P209。
（106）翁同和《翁文恭公日记》（光绪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第25册，P77。
（107）据统计，晚清修筑三海和颐和园工程的款项，约1000万两。
（108）参见《美国军事战略与政策史》，P210。
（109）见《普天忠愤集》卷9,P8。
（110）郭嵩焘《条陈海防事宜》，载《郭嵩焘奏稿》岳麓书设1983年版，P345。
（111）李鸿章未刊函稿，即将收入顾廷龙、戴逸主编的《李鸿章全集》。
（112）薛福成《筹洋刍议》利器篇，载《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P534。
（113）李鸿章《复奏海军统将折》（光绪二十年七月二十九日），见《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78,P52～53。
（114）《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78,P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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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申宁
编辑：
刘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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