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才培养方面颇为用心的李鸿章，由武弁留洋而观察到西方武备学堂的价值。于是第二年李鸿章奏请创办天津水师学堂，以造就北洋海军指挥人才，随后又创办北洋武备学堂，以培养清军陆军指挥员。自此以后，中国有了专门培养高级军事人才的军事院校。李鸿章在人才培养方面的诸多改革和实践，不仅为晚清洋务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而且为20世纪初的中国造就了一批精英，更为重要的是为落后封闭的中国真正走向世界，打开了进出的方便之门。

综观李鸿章后半生所努力从事的洋务运动，皆不出其在《筹议海防折》中所议内容。李鸿章的海防思想是其自强观的一个重要层面，它使自强的意义更加具体化:由整顿海防入手，兼及经济、外交、军事等各个方面，故70年代以后，李鸿章推行洋务新政的内容，显得更加复杂而多样化。这不仅说明了晚清海防建设所起的巨大带动作用，而且反映了李鸿章对国家自强含义的理解也在日益深化。

五、“不行，则后有王者必来取法”

考察李鸿章的海防战略在当时之所以未得到应有重视和全面实施的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阻于朝枢。同治十三年是同治帝亲政的第二年，这一年围绕着奕诉与慈禧之间的权力争斗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斗争最激烈者为重修圆明园工程一事。二月，慈禧正式开工重修圆明园。（80）随后由于台湾事件的发生，七月奕诉、奕环联衔上疏，提出畏天命、遵祖制等六条建议，指出“有数之钱粮，安能供无穷之糜费。现在急宜停止者，乃在园工一事。”（81）明确要求停办圆明园工程。此事触怒了慈禧和同治帝。八月，同治帝发出亲笔朱谕，将奕诉革去亲王，降为郡王，同时革去奕环、奕匡、文祥等反对修园大臣10人职。后慈禧怕激起群臣反对，出面谕令撤消。（82）年底，同治薨，改元光绪，慈禧操纵朝纲，再次垂帘听政。清廷中枢的权力争斗，使清政府最高决策层无暇顾及海防问题，不可能用心体察李鸿章等人关于筹办海防的重要建议。光绪元年初，李鸿章藉进京随班行祭之机，曾三次陛见两宫皇太后，提出了开煤铁矿、办学堂等建议，其中尤为重要的是阐述了停止西征，以西饷移办海防的理由。赴京前，当时李鸿章在致友人函中，曾透露过这一意向，他说:“倭事酌给抚恤，允即撤兵回国，目前似可无事，而沿江沿海各口备御空虚，各国耽视，后患良多，亟宜认真筹布。海疆紧要，实为中原根本至计，各省财力奇绌，先务所急，恐未能兼顾西域耳。”（83）正是李鸿章权衡东西，认定海防“为中原根本至计”，所以才提出了停西饷之事。

由于李鸿章的建议事关重大，当时两宫不能定，遂交内外大臣议。当时，军机大臣们曾对国防战略的重点是放在东南还是西北，展开过一场重要讨论。最后，由于在军机大臣中极有影响力的文祥坚决支持左宗棠的西征战略，在朝廷“会议时排众议之不决者，力主进剿”，（84）实际上否定了李鸿章将战略重心转移向东南沿海的主张。得知此事后，李鸿章心中颇为不平，致函丁日昌宣泄之:

“前致总署函，将满天云雾和盘托出，因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将来无论如何怎样提拨，必不出拟议之中。从前拟减西军时，盖早筹划及此。醇邸天分较高，甚以缓西急东为然。文相等成见不化，致成骑墙之势。徒知责成谋等筹办海防，岂一责遂能成也！”（85）

自光绪元年至光绪十年底清政府设新疆为行省时止，海塞防之争相持10年终告结束。清廷以10年的宝贵时间和9848万两白银的高昂代价,（86）取得了新疆的稳定。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海防不修，甲午一战，中国败给日本，割地赔款，甚于新疆之不守。于是方有张之洞、谭嗣同等人请割让新疆予俄，以求护我抗日的主张。世事所不堪言者，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二是格于清议。由于李鸿章的改革建议与传统观念冲突，必然招致朝野士大夫阶层的强烈反对。尤其是李鸿章提出的改革科举、兴办洋学局之事，更是触到了他们的痛处，招来了腐儒们的一片咒骂。他们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87）自诩中国的伦理道德为“无形之巧，西洋技艺只是”有形之巧“，而”无形之巧胜于有形之巧万倍也，何必见异思迁，用夷变夏哉！“（88）在他们看来，学习洋学必然导致中国传统礼义道德的崩溃，”恐天下皆将谓国家礼义廉耻为无用，以洋学为难能，而人心因之解体，其从而习之者必皆无耻之人。洋器虽精，谁与国家共缓急哉？“（89）由于观念上难能统一，所以李鸿章提出的诸多改革建议，内外臣工讨论时，或”不置可否“，或”痛诋之“，而难获同意。（90）当时这场争论，不仅形诸于奏章，而且笔之于函牍。做为李鸿章的门生、部属的刘秉璋，也就此事提出责问，主张”用夏变夷“，反对设立洋学局。为此，李鸿章专门写信调教之。函曰:

“又谓统名之洋学局疑于用夷变夏，名不正则言不顺，是必华学即可制夷，即可敌夷？若尚不足以制敌，则取彼之长益我之短，择善而从，又何嫌乎？……且夷人已入内地，驻京师，公尚龈龈于夷夏之防，则必真有攘夷之本领，然后不为用夷之下策，请问公有何术乎？……又谓言之而行则误国，不行则损望。窃以此言若行，可延宗社数百年，不行，则后有王者必来取法，无所误亦无所损。危言过虑，非所敢承。”（91）

“不行，则后有王者必来取法”，道出了李鸿章对其主张的坚定自信。但是，由于众多人的反对，李鸿章改科举、办洋学局的主张，终被清廷否定了。然而没过多久，多变的光绪帝又在康、梁的鼓动下开始了改科举、办洋学局的维新变法。同样的事业，只不过李鸿章早提出了20年，便被世人视为异类而不被接受。传统力量的可怕，于此可见一斑。

清议，本是统治者的御术，可以借此以平衡权势，于是，它成为言官们得以干涉政事的工具。晚清政局多变，朝廷内轻外重，疆臣持权柄，中枢难为遥制，清议遂起。李鸿章既握兵权，又兼地方，并统管对外交涉，且勇于任事，故遭议也最多。海防议后，他致函丁日昌叹曰:“近日被谤最甚，招忌最多，无如鄙人。”（92）好在李鸿章明白，要做事就不能怕人说，他说:“鸿章勘破世情，誉我者不能假我以生，毁我者不能挤我以死。太阳当空，则阴霾自息。”（93）海防议之后，他奉命督办北洋海防，虽有责而无实，但仍准备积极去做。光绪元年五月，他致函丁日昌云:

“鄙人叨窃至此，甘为众矢之的，无所疑惧。即有于、王等十辈，亦不敢竟避其锋。惟此次总署为群议所持，复陈诸条大都模棱敷衍，而又必强我辈以万做不到、万办不好之事。只有挺身自任，不欲强拉旁人。闻命数日，反复筹划，实不知所以为计。”（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