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日本由“攘夷”而一变为“亲夷”，“志不在小”，但由于其国内有似“列国纷争”，所以“实无图我之心”。也正因为如此，李鸿章才积极主张与日本订约，“联为外援”。

但是，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很快实行了“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等一系列开放政策，以求知识于世界。明治政府的全面改革措施，使政治上极为敏感的李鸿章很快便感觉到日渐强大的日本对中国的潜在威胁。同治十一年初，李鸿章在致曾国藩的函中，就中日两国的自强做过简单对比，他说:中国“有贝之才，无贝之才，不独远逊西洋，抑实不如日本。日本盖自其君主持，而臣民一心迸力，则财与才日生而不穷；中土则一二外臣持之，朝议夕迁，早做晚辍，固不敢量其所终极也。”（12）同年四月初八日，李鸿章又致函黄子寿谈日本之事:“该国上下一心，皈依西土机器、枪炮、战船、铁路，事事取法英美，后必为中国肘腋之患。积弱至此，而强邻日逼，我将何术以处之？”（13）由日本的强大而深感到中国的积贫积弱，对比之下，李鸿章发出感叹。他已经预感到日本的强大将对中国构成潜在的威胁。同治十二年正月廿九日，李鸿章致函总署云:

“阅陈主事（按:陈兰彬）十一月初四日自美国寄天津丁道密函有云:闻日本在美国定购林明敦后门枪子八千万，在纽约地方装兵船二只，云与高丽构兵，并宣言中国兵助高丽，不识其用意所在等语。查日本派使往高丽责问朝贡，尚未闻下文若何。兹声称构兵并宣言中国助高丽，意殊诡谲，其广制精利枪械，固志不在小也。”（14）

是年六月十五日，李鸿章再次致函总署云:“日本派子弟赴各国学制枪炮，习驾驶轮船等事。其人多强悍之气，且购后门枪炮甚多，不知其意何居？殊可虑耳！”（15）表明了他的担心和忧虑。

七十年代初，日本政府内部出现了以西乡隆盛为代表的“征韩派”，主张向朝鲜派出问罪使臣，并伺机派遣远征军；而岩仓具视和大久保利通则主张先着眼于日本内政，力求把日本建设成一个独立、富强的近代国家。双方经过激烈斗争，最后岩仓具视被任命为太政大臣，西乡隆盛等“征韩派”纷纷提出辞呈，被迫下野，日朝间的紧张关系方由于日本国内的政策调整而有所缓和。但是日本对朝鲜问题的关注，则引起李鸿章的充分警惕，早在同治十年二月二十日，他即致函总署，表达了他的耽心:

“日本欲吞朝鲜已久，查该国政纪中，历次用武三韩未能深入，往往中道罢兵，谓其地险，又有天助，不可侥幸图也……日本与西国情好渐密，与朝鲜情猜较深，彼即通商，朝鲜恐不能独抗；抗之，则日本尤为朝鲜之近患。”（16）

在朝鲜问题上，使李鸿章首先感到日本的来意不善。朝鲜问题之所以如此敏感，是因为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在远东地区发挥较大作用的国家主要有四个，即中国、日本、俄国和英国。这四股力量的此消彼长、分化组合，直接影响着远东地区战略格局的变化，而朝鲜就是这四种力量矛盾冲突的焦点。在当时，围绕着朝鲜问题的国际矛盾冲突中，日本是个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它极力推行“大陆政策”，视朝鲜为其入侵中国东北的桥梁，并急切地要把这个进出日本海的锁匙地区建成入侵亚洲大陆的前沿阵地。做为中国藩属国的朝鲜，多年来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宗藩关系，日本的所作所为自然会引起中国当局的关注。李鸿章正是在朝鲜问题上，最先对日本产生怀疑的。（17）

综上所述，在同治十三年台湾问题发生之前，李鸿章对日本的认识大致可以归结为如下几点:第一，日本效法西洋，自国君主之，故能上下一心，立杆见影，其国势日张，实为中国效仿的榜样；第二，日本国内尤如列国争衡，一时尚无图我之心；第三，日本的强大，使它成为影响远东地区战略格局的一个重要力量，中国应联合日本，以抵御西方列强的入侵；第四，在朝鲜问题上，李鸿章隐约感到日本的潜在威胁。当时，李鸿章认为对中国来说，最紧要的不是声讨日本之用心，而是使中国早日自强。他盼望中国屏除积弱重新振作之后，再对藐视天朝的日本进行挞伐。光绪元年，李鸿章在致鲍超函中，详细谈了他的这一想法:

“中国人民之众，物产之丰，财力聪明之胜，甲于地球诸国，原自大有可为，无如彼则法简令行，我则拘文牵义；彼则合纵连横，我则孤立无助，几几乎有积弱难支之势。今诚中外上下戮力同心，于储才、裕饷、选将、练兵、制器、造船之道，一一讲求，如越王勾践之卧薪尝胆，诸葛武侯之广益集思。一面则泰西诸国可交者，隐与联络，结为外援，俟一二十年后确有把握，然后举一最无礼之国，揭其罪状，布告同盟，用全力而挞伐之……刻下中外情形，殆以不胜闭关独治，亦在制取得其道耳。”（18）

李鸿章此时所言，虽不无道理，但语意之中，半是天朝大吏的自负，半是对日本小国无礼寻衅之义愤，并未能真正体察到中日两国国运发展之趋势。到是曾经做过他幕僚的丁日昌，轻轻一语，到出了事态发展的真相。同治十二年底，丁日昌上书李鸿章云:

中国朝野“大吏类皆泄泄沓沓，只顾目前敷衍，曾不肯卧薪尝胆，捐此身为国家任艰巨、图久远、从怨谤。不数年东洋兵衅必开，其时欲收拾人心而人心已离，欲用兵力而兵力未练，欲给财用而财用无余……今日国家大计莫先于力去因循。”（19）

丁日昌所言“不数年东洋兵衅必开”，并非耸人听闻。果然，丁日昌话音刚落，西乡从道率领3000赴台日军兵轮的汽笛声就鸣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