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李鸿章勇于任事、不畏艰巨的精神是显而易见的。被清议否定了的那些李鸿章的改革建议，却在辛丑之后陆续实施了，只不过时间向后推延了30年。在这30年的时间里，中国遭受了中法、中日和八国联军三次战争的凌辱。“人心固结”的长城并未能挡得住侵略者的枪炮，倒是那些言路君子们在侵略者的逼迫下，纷纷争着去实现李鸿章早已提出的改革建议。列强用大炮强迫中国的士大夫们去做了他们最最不愿意做的事情--“用夷变夏”。清议误国之甚，由此可见。

三是穷于饷费。海防议之后，总署和户部奏请由洋税和厘金项下拨解海防经费，每年400万两，由南、北洋分用。（95）第二年，即以归还西征欠款，将应解海防之洋税分去一半，故南北洋海防经费总额实为300万两。（96）然而这还仅仅是个书面值。晚清多事之秋，当时不光西征要用巨饷，东三省要备俄、广西要防法、云南则防英，处处制肘，朝廷的旨令未必能化为各省的行动，协饷之款难以落实。光绪二年底，李鸿章致函丁日昌叹曰:“去岁饬拨每年海防额饷四百万，幼帅令全解敝处。今已一年七个月，仅解百万，不及十分之二。左相又訾议西征之饷为海防占夺……目前只能就力所能及者筹办而已。”（97）无钱难办事，有责而无实，这正是李鸿章深感为难之处。筹办海防用款面大，修筑炮台、建造船坞、制造军械弹药等，皆需大笔款项铺垫，其中耗资最巨者为筹建海军，购置战舰。李鸿章曾为此而大叹苦经:

“铁舰一节，责在南北洋，仍在政府，政府先不设法，又屡次减分海防经费，又但准西征以重利借洋债。此外则峻拒严禁，孰敢冒天下之不韪而力任此役，为众箭之的也！今经执事大声疾呼，不过空文一行塞责。试问数百万巨款出于何处？总署尚无片纸询商，岂我辈真有点金之术！”（98）

为此，丁日昌于光绪三年五月初五日专折上奏，呼吁清廷重视购舰一事，莫失良机。奏云:

“伏查铁甲船为目前第一破敌利器，泰西各国皆视铁甲船之多寡以为强弱，即如日本蕞尔小国，尚且罄其全力购成铁甲船数号以壮国威。同治十三年，总理衙门曾陈海防六条，内有购船制器等，故大学士文祥亦曾请购铁甲船以为自强根本，此论均属切中目前事机。距今又隔数年，只因款巨费艰，尚未集事。臣查泰西各国章程，凡此国与彼国一构衅端，无论何国均不准接济兵器。目前俄土交讧于西，日本内乱于东，此真数十年来未易得之机会也。趁此彼族有事，无暇觊觎中国之时，若不速筹巨款，选购得力铁甲船数号以备不虞，一俟日本内乱既息，俄土胜负既分，其时即使有购器之费，实恐无购器之时。事机一错，悔将何及！”（99）

丁日昌之奏，虽然道出了李鸿章焦灼所虑之事，言其未尽之言，然而真正购置铁甲船又谈何容易。咸丰末年，清廷用150万两白银，可以买回一支“阿思本舰队”。但20年后，这笔钱仅够买一只铁甲船。（100）故当丁日昌再三询问购舰之事时，李鸿章哀叹:“北洋数年集存海防拨款仅百余万，尚不足供此大嚼。”（101）“中小铁船每只将近百万，鄙人蜘蹰数载，未敢轻于一掷，职是故也。”（102）有人统计，截止到甲午战前，李鸿章主持北洋海防20年，海防经费总支出达2130万两，（103）仅占同期清政府财政支出的1.3%，远远低于全国陆军的军费开支。但是，对于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古老帝国，即使是年度预算1.3%的海防之款，仍是不胜负担。清廷依靠可怜的关税、厘金来维持重大的海防建设，采用挖肉补疮的办法筹措资金，到头来只能是激化各方面的矛盾。

必须指出，李鸿章应得到的那点十分可怜的海防经费，也未能全部用于海防建设。每年数百万两的海防经费，成为当时朝野瞩目的一个大财源。每当朝廷财政拮据，便从中大量腾挪抽调。赈灾、恤款、河工、水陆运价以及“惠陵工程”等，曾多次挪用海防经费。（104）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重修三海及颐和园工程，总共挪用海军衙门经费750万两。（105）当时，庆郡王奕匡称此举是“以昆明（湖）易渤海”。（106）本来就十分有限的海防经费，光绪十七年又由户部奏请停拨二年。所以，直到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海军未再添购舰船，装备新炮。也许有人会因此责备户部尚书翁同和，其实入不敷出早已成为晚清财政的正常现象，即以北洋海军成军的那个极为平常的光绪十四年来看，户部除每年正常的开支外，又筹拨皇帝大婚典礼费500万两，山东、郑州等处河工费近900万两，铸钱费140万两，这还不算正隆隆而起的颐和园和三海园林工程的所需款项。（107）任何一个国家，在尽其所有仍不足以供其穷奢挥霍的时候，灭亡只能是它的必然结局。

六、“以海防引其端”

19世纪是一个海权产生的时代，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完成，近代科技进步带给人们一种全新的观念:地球正在日益变小，变成一个狭小的村庄。过去地理造成的阻隔，今日已不复存在。世界各国正以海洋为纽带结成一体，海洋日益成为所有近代国家的生命线。

中国拥有18400公里漫长的海岸线和300多万平方公里的专属海域，拥有众多的天然良港和沿海岛屿，中国理应是一个海洋国家。但是几千年封建统治所形成的王道思想和以农为本的经济结构，却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大陆民族。尤其是满清入关以来，游牧民族由马背得天下，更醉心于以马蹄去辟疆拓土。康、雍、乾三代，西北用兵不断。满清统治者历来把国防战略的重心放在西北，这正是左宗棠西征在当时能得到众多人拥护和支持的根本原因。但是19世纪的情况不同了，一个个古老的帝国告别了中世纪走向近代，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由陆地走向海洋。先是俄国，再是普鲁士，最后是日本。许多简单的现象告诉人们，近代新兴的强国几乎全是海洋国家，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比利时、英国、法国、美国等等，而衰弱的则多是内陆国家和那些在海上没有活力的民族。1890年，就在清廷户部奏请停拨海防经费的前一年，马汉出版了他的名著《海上力量对历史的影响》，提出:

“只有在海上拥有支配力量才能把敌舰赶走，使其国家免受其害……这个支配力量依靠对公海的控制，关闭出入敌岸的商业通道。这样的支配力量只能产生于伟大的海军。”（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