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保和局者，李鸿章认为:“处今时势，外须和戎”。（50）在守海口的同时，外交上应极力羁縻，以维持和平局面，避免发生战争。他深知中国目前无力战胜西方国家，即对日本亦无必胜把握。他指责那些不明中外大势的主战派:“若彼之所长己之所短尚未探讨明白，但欲逞意气于孤注之掷，岂非视国事如儿戏也！”（51）他主张:“目前固需力保和局，即将来器精防固，亦不宜自我开衅。彼族或以万分无礼相加，不得已而一应之耳。”（52）李鸿章主和的根本目的是要创造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为清廷实现自强赢得一段喘息和发展的时间。他强调:“忍小忿而图远略”。（53）避免一场战争，不仅可以赢得发展自己的时间，而且可以节省大笔经费以用于海防。（54）李鸿章提出的这一指导方针，确实十分及时，十分重要。以后的历史发展证明:近代的每一次对外战争，多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中国都要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清廷没有采纳李鸿章的这一指导方针，失去了一段宝贵的时间。从此，中国丢掉了走向近代的一个重要机遇，清廷失去了维持江山社稷的前提条件。

三是停西征之饷以用于海防。由于清政府财政拮据，难以同时兼顾东南海防和西北塞防之用，李鸿章认为应“统天下全局，通盘合筹，而后定计”，故对左宗棠部西征之事提出意见:

“新疆各城自乾隆年间始归版图，无论开辟之难，即无事时岁需兵费尚三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为不值。且其地北邻俄罗斯，西界土尔其、天方、波斯各国，南近英属之印度，外日强大，内日侵削，今昔异势，即勉图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揆度情形……俄先蚕食，英必分其利，皆不愿中国得志于西方。而论中国目前力量，实不及专顾西域，师老财铺，尤虑别生他变。曾国藩前有暂弃关外，专清关内之议，殆老成谋国之见。今虽命将出师，但严守现有边境，且屯且耕，不必急图进取；一面招抚伊犁、乌鲁木齐、喀什噶尔等回首，准其自为部落，如云贵粤属之苗瑶土司，越南朝鲜之略奉正朔可矣。两存之则两利，俄英既免各怀兼并，中国亦不至屡烦兵力，似为经久之道。况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防不防，则心腹之大患愈棘。孰重孰轻，必有能辩之者。此议果定，则已经出塞及尚未出塞各军，似须略加核减，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匀做海防之饷。否则只此财力，既备东南万里之海疆，又备西北万里之饷运，有不困穷颠蹙者哉？”（55）

李鸿章的这一主张，多年来被视为卖国言论，其实细思之亦不无道理。果如李氏所言，移西征之饷用于海防，中国将再建设三支北洋海军规模的水师。有这样一支强大规模的海军力量镇守远东，不仅甲申、甲午之战可免，辽南台湾不失，而且新疆也未必能丢。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大力发展海防，将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变化，是时人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

四是其他纵深领域的改革。李鸿章在提出加强海防的同时，奏疏中还提出了许多其他领域的改革措施，如兴办铁路、航运、开矿、办电报等等。他认为:

“一切仿西法行之，或由筹借资本，或劝远近富商，凑股合立公司，开得若干，酌提一二分归官，其收效当在十年之后……若南省滨江近海等处，皆能设法开办，船械制造所用煤铁，毋庸向外洋购运，确其余利，并可养船练兵，此军国之大利也。”（56）

李鸿章认为这些求富措施的实施，“固为铸造军器要需，亦欲渐开风气，以利民用”，“不独有利厘饷也”。（57）正因为此，李鸿章在这方面坚力推行，中国早期轮船航运、铁路、电报之建设，矿山之开发，皆赖以发端。

李鸿章的主张，与其说是当时为加强海防而提出的具体措施，不如说是晚清国家建设的一个重要战略。遗憾的是，这一主张并未得到朝野人士的一致拥护和清政府的肯定，甚至至到今天，人们仍未能充分估计到这一主张和建议可能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但是，由于李鸿章等人的务实态度和坚韧不拔的努力，晚清才有了所谓“自强新政”尚可一提的政绩。（58）

四、“御日本之道利用刚”

在这一海防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李鸿章成为晚清洋务运动的主要实行家。纵观李鸿章后半生所努力为之的事业，仍不出其海防议时所提出的各项主张，这些实践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在国防事业上，李鸿章坚持其口岸防御的战略方针，致力于沿海炮台的建设。早在70年代，他首先规复了大沽口、北塘及山海关炮台，添置重炮，修复古垒，屯以重兵。进入80年代，李鸿章又拨巨款修筑了旅顺黄金山、椅子山等炮台和威海卫南北帮炮台及刘公岛炮台，并配合山东巡抚修筑了烟台东西两炮台。与此同时，他命令淮军驻江苏各部队参加了长江沿江各主要炮台的修筑工程，以加强海口的防御能力。19世纪后半期，李鸿章在国防建设方面做得最大的事情，就是组建了一支近代化的海军。光绪十四年北洋海军成军，在编军舰共25艘，其中有“定远”、“镇远”2艘铁甲舰，“致远”、“来远”、“济远”等7艘巡洋舰，以及其他辅助舰艇。舰队总排水量为4万吨，在当时远东地区号称第一。（59）

此外，李鸿章还特别重视制器与练兵，他在60年代筹建了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两大兵工厂，70年代又改造扩建了天津机器局，兴建了天津淮军军械所，增大了武器弹药的生产，并在威海卫、旅顺等地组建了水雷营，旅顺还建造了船坞。通过进口与自制相结合，在70年代以后，清军的装备有了很大改观。（60）淮军的装备在20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两次更新，成为晚清装备最好的一支军队，大大缩短了清军与近代军队的装备差距。在国防近代化的事业上，虽然李鸿章尽了极大的努力，但由于其战略防御思想的消极保守，在一定程度上遮盖并影响了他所取得的诸多成就。（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