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并明确提出:“今日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36）同年，李鸿章再次上奏清廷，提出:

“臣前奏明南北洋须合购铁甲船四号，其数断难再减……数年之后，船械齐备，水师练成，声威既壮，纵不必跨海远征，而未始无其具，日本嚣张之气当为之稍平，即各国轻侮之端，或亦可渐弭。”（37）

清楚地认识十九世纪后半叶中国所面临的局势，深刻地体察日本对中国构成的威胁，是李鸿章在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后，思想上的一大飞跃。它使李鸿章产生了一种空前的紧迫感和压力。李鸿章的海防战略思想，就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产生出来，并成为他终生为之奋斗的自强事业的起点。

三、“论中国目前力量，实不及专顾西域”

晚清关于海防问题的大讨论，肇始于日本侵台事件。同治十三年秋，中日双方签订“北京专条”后的第六天，恭亲王奕诉以总理衙门的名义，上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折子。奏云:

“窃查日本兵踞台湾番社之事，明知彼之理屈，而苦于我之备虚……以一小国之不驯，而备御已苦无策，西洋各国之观变而动，患之频见而未见者也。倘遇一朝之猝发，而弭救更何所凭？”（38）

由“小国之不驯”而产生的危机感，促使奕诉不能不认真考虑大清江山社稷的安危。他进一步提出:“溯自庚申之衅，创巨痛深，当时姑事羁縻，在我可亟图振作，人人有自强之心，亦人人有自强之言，而迄今仍并无自强之实，从前情事，几于日久相忘。”（39）这是对疆臣因循疲沓的指责，也是对十余年来所谓洋务运动的批评。为此，奕诉提出了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条紧要应办事宜，请交滨江沿海各省督抚将军认真讨论（40），由此引发了这场关于海防建设的著名大讨论。

各省督抚的复奏很快便集中上来，大家都承认“海防一事，为今日切不可缓之计”，总理衙门所奏六条“亟应筹办”，但在防御重点上却存在着根本的分歧。裕禄、英翰认为，与其加强海防，莫如整饬长江防务，可为“东南久远之计”（41）；左宗棠、王文韶、丁宝桢将俄国视为最大威胁，强调加强北边塞防，主张进军新疆（42）；而李鸿章、王凯泰、沈保祯、李宗羲等人则认为，海防为当前第一要务，主张优先筹办。（43）

同治十三年底，正当各省督抚复议汇齐之际，同治帝薨，光绪继位，慈禧再度垂帘听政。因此拖至第二年春，清廷才下令“亲郡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悉心妥议，限一个月内复奏。”（44）这样，海防大讨论便进入了所谓“廷议”阶段。最先复奏的是醇亲王奕环，此时正为儿子意外地被树立为皇帝而诚惶诚恐的奕环，复奏写得空泛而不着边际，如云购舰一事曰:“固不可轻于一试，尤不可因噎废食”，用词圆滑，难觅主见。京官们的复奏，多对总署的意见表示了不同看法，最具代表性的是通政使于凌辰和大理寺卿王家壁。他们主张:“但修我陆战之备，不必争利海中也”，“但固我士卒之心，结以忠义，不必洋人技巧也”。（45）京官们的煌煌高论，反映了满清政府中有着极大社会基础的一部分人们的心声。虽然京官们和督抚中的江塞防论者，都对海防问题和李鸿章等人的意见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但显而易见的是，京官们流露的是迂阔和鄙薄，而江塞防论者则更多地表现了权益的争夺，两者的区别，却又折射出了清朝统治阶层内部的复杂关系和建设海防的极大难度。

经过一个多月的“廷议”，总理衙门折衷各方面的意见，于光绪元年四月廿六日具折上奏，提出了加强海防建设的具体建议，主张海防与塞防并重。海防之事，由于“财力未充，势难大举”，拟“先就北洋创设一军，俟力渐充，就一化三，择要分布。”（46）清廷虽然否定了京官们反对筹办海防的意见，但由于坚持了海塞防并重，实际上偏重塞防的方针，在思想认识上，仍然没有把海防建设看做是国家发展战略的一个重大问题给予重视，所以海防建设便有名无实地降为由南北洋大臣分头去办的一些具体事宜。

在这次海防大讨论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李鸿章提出的关于加强海防建设的建议。这个建议可以大体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变法与用人。李鸿章说:“居今日而欲整顿海防，舍变法与用人，别无下手之方。”（47）变法者，变祖宗之成法。裁撤绿营，尽弃刀矛弓矢抬鸟枪，一律改换洋枪炮队，按西法练兵，组建新式海军。用人者，用深知洋务兵事之人。鉴于国内人才奇缺，李鸿章建议清廷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并请饬令沿江海各省开设洋学局，以鼓励作新；同时积极选派幼童武弁出国留学，辟西学门径。如此则“二十年后，制器驶船，自强之功效见矣。”李鸿章把他多年来对日本的观察加以总结，将日本师法西人之道用来改造中国，他的建议多是根据中国之国情而对日本维新经验的改进与推广。李鸿章的变法与用人，是把数十年前魏源、林则徐提出的“师夷长技”的主张更加具体化，使其更具有可操作性。

二是守疆土，保和局。李鸿章说:“我之造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48）守疆土，保和局是李鸿章海防战略思想的指导方针。所谓守疆土，落实到海防上，就是对一些主要口岸实施重点防御。李鸿章在奏折中提到:

“自奉天至广东袤延万里，口岸林立，若必处处宿以重兵，所费浩繁，力既不给，势必大溃。惟有分别缓急，则尤为紧要之处，如直隶之大沽、北塘、山海关一带，系京畿门户，是为至要；长江吴淞至江阴一带，系长江门户，是为次要。盖京畿为天下根本，长江为财富奥局，但能守此最要次要地方，其余各处海口边境略为布置，即有挫失，于大局尚无甚碍……其防之法，大要分为两端:一为守定不动之法。如口内炮台壁垒格外坚固，须能抵御敌船大炮之弹，而炮台所用炮位，须能击破铁甲船，又须有守口巨炮铁船，设法阻挡水路，并藏伏水雷等器；一为挪移泛应之法。在兵船与陆军多而且精，随时游击，可以防敌兵沿海登岸。是为外海水师铁甲船于守口大炮铁船，皆断不可少之物矣。”（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