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对内外官员只知道献媚讨好，阿谈逢迎，欺上压下，进谗诬陷，善于责难倾轧，而不肯陈述己见的腐败之风，作了较为深刻的揭露。他竟然告诫咸丰皇帝不要因小失大，抱怨他不该用“无庸议”三个字堵住群臣的嘴巴，不让说话。他主张对于“用人”、“行政”大权，要让有关的官吏们去讨论。

曾国藩敢于大胆陈言，甚至抱怨皇帝，是当时一般官僚所办不到的。那时，讲真话的人会有杀身灭族之祸。他把《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呈上后，又觉得自己学道未深，过伤激直，不免有些担心。但是，曾国藩完全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他的言词激切，也是出于对清朝皇帝的忠心，所以并没有激怒咸丰皇帝。咸丰看后，不仅没有发怒，反而破格召见了他，并用好言劝慰解释了一番。曾国藩实在是侥幸得很。

1852年春，曾国藩针对鸦片战争后造成的银贵钱贱，财政与货币流通情况的混乱，人民生活下降的现实，又向皇帝上了《备陈民间疾苦疏》和《平银价疏》，对民间疾苦表示了一定的同情，对吏治腐败和社会不安，也提出了一些补救的办法。

曾国藩早期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出于对封建朝廷的忠心，提出了一系列的政治主张，当然不可能挽救清王朝衰败的国势。他的一些主张，尽管在客观上对民间疾苦表示了一定的同情，但都掩盖和抵销不了他后来与人民为敌的罪行。

四、与人民为敌

1852年，身任吏部侍郎的曾国藩，突然接到咸丰皇帝的谕令，要他到江西去主持科举考试。当时，洪秀全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声势越来越大。钦差大臣李星沅率兵前去镇压，兵败身死。接着，咸丰皇帝派赛尚阿带兵继续讨伐，又遭到失败。不少州、县已被起义军攻占，一些地方官员被起义军杀死。告急文书不断飞向京城，北京城内从前宫后院到大街小巷，到处议论纷纷，人心惶惶。曾国藩在接到谕令以后，心灰意懒，忧心忡忡，不去吧，舍不得朝廷放考差这个荣耀差事，去吧，怕一旦有什么不测，掉了脑袋，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最后，终于硬着头皮出发了。

曾国藩刚走到安徽太湖县小池驿，又突然接到母亲病战的丧报。他痛哭流涕，一边上书皇帝请求回家治丧，一边准备行装，半路转回湘乡老家。

回家不久，曾国藩听到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占府夺县，横扫了广西，接着进入湖南、湖北，攻下武汉，杀湖北巡抚常大淳。这时，站在清朝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的曾国藩，颇有国破家亡的预感。

曾国藩有位同乡好友，叫郭嵩焘，此时正值1853年春节在湖南湘阴老家探亲。在家乡，他亲眼看到农民抗租、抗捐、闹风潮；又听到湖南民间秘密反清组织天地会也公开活动起来，并有部分会众结伙投奔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当地的地主、绅士惊慌失措，四处逃窜。怎么办呢？郭嵩焘决定连夜奔湘乡，到大界里去找曾国藩商量办法，准备发动地方乡民，征集壮丁，编练成团，严加训练，用来防“盗匪”，保家园。

其实，曾国藩已在春节前接到谕旨，要他帮助湖南巡抚张亮基“团练乡民，搜查土匪”。曾国藩觉得心头大患是太平军，而不是各地方的小股“土匪盗贼”。所以当郭嵩焘来找他时，他婉转地透露了“团练乡民，搜查土匪”是“舍粤匪（太平军）而求协从，舍豺狼而问狐狸，此近来大不平之事也”；另外，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自己的身份不够明确，虽然官至侍郎，但是受命帮办湖南团练，处在“不官不绅”的地位，要职无职，要权无权，各地的兵勇，既不受自己调遣，外省的饷项，亦恐不愿供应。所以，他打算以为母守丧为借口，奏请皇上，辞掉帮办团练的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