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遵照唐鉴的教导，为自己规定了四门必修课程，即义理之学；经济之学；词章之学；考据之学。他要求自己在学习这些课程时，做到读书不二，一书未完，不看它书；每日读书时写出心得体会，不拘何时，定要静坐四刻，回忆和体验一天所学的知识，每月作诗文若干篇，以检验所学知识的多少和应用程度。他还常常写一些箴言、对联，贴在案头床边，激励自己，以防懈怠疏忽。

曾国藩主张在学习中一定要勤勉。他认为天下事未有不从艰苦中得来的，怕的是稍遇到困难，就不愿勉力前进，结果中途而废。他在谈学习心得体会时说:世界上无论哪一种学问，绝没有不经努力就学成的。如果一看就会，一听就懂，那就称不上学问。既成为一种学问，就必然要经过一段努力，克服若干困难，然后才能得到。他强调在学习中遇到困难时，切莫灰心，中途间断，熬过困难，便可少有进步，再进步再遇到困难，再奋斗再熬过困难，经过若干次的“奋”，若干次的“熬”，然后即可达到亨通精进的境界。

曾国藩在做学问的过程中，反对门户之见。他觉得各家的学问，都必有其长处，应取众忌以门户相标。他主张合上下古今诸子百家为一炉，伪者裁之，缺者补之。这种纳百川于一海的治学方法，无疑是他明智的地方。

曾国藩注意研究各家各类的学问。他有时读经，有时读史。对于《易经》、《诗经》、《史记》、《明史》及屈原、杜甫、韩愈等人的诗文，无不持之以恒地熟读猛攻。他觉得义理、经济、词章、考据之学，四者缺一不可。

曾国藩能综合各家学派之长，抓住义理之学，博采其它各科，由博及专，由专及博，孜孜以求，使他获得了博大精深的学问。如果说进京前，他读四书五经，研究八股时文，是为了科举成名，光祖耀宗；那么进入翰林院之后，他博采各家之长，为的就是所谓“治国”、“平天下”。后来，曾国藩由一个勤奋刻苦、严肃认真的封建学者，变成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跟他的渊博知识，以及用心总结了历代统治阶级的经验，是分不开的。

三、初期的政治主张

1840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在战争中，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苟且偷安，遭到了失败。于是法、美、俄等国也趁火打劫，乘机入侵，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给中国人民造成了空前的严重灾难。清朝统治者为了支付浩大的战费开支和巨额的战争赔款，更加肆意搜刮人民。苛重的捐税使劳动人民濒于绝境。因此，各地农民抗粮、抗税、抗捐的斗争，风起云涌，农民起义怒火不断爆起。整个中国，到处都布满了干柴，各地的星星之火，大有燎原之势。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内外交困，危机四伏，好象热锅上的蚂蚁，焦虑万分。

1850年初，道光皇帝死后，年龄不满二十岁的奕□（咸丰）继承了皇位。投降派官僚穆彰阿及耆英等人，独揽大权，操纵舆论。咸丰皇帝为了笼络民心，巩固自己的地位，号召朝廷大臣，“据实直陈，封章密奏”，并撤了穆彰阿等人的职。这时，曾国藩感到实现“大志”的时机已经到来，便应诏陈言，大胆揭露了朝廷内外的种种腐败现象。他指出:京官的通病是退缩、琐碎；外官的通病是敷衍、糊涂。力主选拔人才。这就比较真实地说出了当时吏治的腐败状况，道出了清朝国势衰败的要害。

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发动了起义后，广西巡抚郑祖琛深怕朝廷怪罪在自己管辖地区出了反上势力，丢了乌纱帽，他出于自身的利害，认为小民造反，成不了大事，自己可以把它压平。于是，他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将大事化小，简单地向朝廷作了奏报。消息传到北京，咸丰皇帝虽然谕令严厉镇压，但也觉得小民造反无防大局。郑祖琛在广西连吃败仗，起义军的声势迅速壮大，咸丰皇帝这才十分震惊，立即召集群臣倡言得失。曾国藩奏道:“今日急务，首在用人，人才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咸丰皇帝对此大为赞赏，认为切实可行。接着，曾国藩就上疏推荐了李棠阶、吴廷栋、王庆云、严正基、江忠源五人，供朝廷任用。

起义军的烈火越烧越旺，曾国藩又接连上了《理财汰兵疏》和《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两篇奏议。他在《理财汰兵疏》中说:国用不足，兵伍不精，二者为天下大患。自古以来，开国之初，兵少而国强，其后，兵越多而国势越弱，军饷越多，而国家越穷。他请求朝廷注意选拔将才，有了良将，只要使现有七十一镇中的十余镇足以称为心腹，那就缓急可恃了。曾国藩想通过裁汰军队来节约开支。在这篇疏里，他还举了宋朝庞籍淘汰庆历兵八万人，巩固了边防；明朝戚继光练金华兵三千人荡平了倭寇两个例子，提出了改绿营和编练军队的设想。这是曾国藩想以戚家为榜样，创建地主阶级新式军队的思想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