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却不以为然，他认为曾国藩一向有澄清天下大志，在这动乱的年头，只有曾国藩才能拯救大清，救“民”于水火之中。他建议曾国藩舍孝求忠，实现自己的大志。

曾国藩觉得郭嵩焘的看法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大清的天下如此不稳，靠朝廷那几支八旗兵和绿营兵，想剿灭太平军是无济于事的。八旗兵主要由满、蒙兵士组成。清军入关后，近二百年，八旗兵基本无仗可打，又不训练，成了一些披着盔甲的花花公子，毫无战斗力。后来虽然增设了绿营兵，但是，平时，将官只知道抽鸦片，争军饷，偶尔遇到行军打仗，又贪生怕死，跑得比谁都快。曾国藩对清政府军队的腐朽无能，是有深刻了解的。因此，他摇头叹气，感到国家的正规军打不了大仗，仅靠团练剿灭地方“土匪盗贼”，即便能奏效，也是治标不治本。当今要务，是对付太平军，而对付太平军，靠团练是无济于事的。

曾国藩正在犹豫中。郭嵩焘却说，既然清朝原有军队无能，帮办团练万不可辞。应该以团练为基础，创立一支新式军队。这样一来可以施展自己的雄才，二来也捞个忠于朝廷的美名。你何乐而不为呢？

曾国藩经过再三思考，最后，终于坚定了决心，欣然接受了在长沙“帮办团练，搜查土匪”的清廷谕旨。从此，曾国藩死心踏地投入了剿杀农民起义的反动事业，走向了与人民为敌的道路。

五、别树一帜练湘军

曾国藩在湖南帮办团练，正是太平军金田起义后的第二个年头。太平军打到那里，清军便不溃即散。在太平军的影响下，各地秘密反清组织也活跃起来，使得清朝地方封疆大吏惊慌万状。曾国藩出于反动地主阶级的本分和施展自己“雄才大略”的迫切心情，决心充当满洲贵族的走卒，积极镇压人民的反抗。他在组织团练的同时，几天内杀戮具有反清思想和反清行动的人近千名，湖南的反清活动一时处于低潮，人们送他一个绰号叫“曾剃头”。

曾国藩认为八旗绿营的营伍习气和调遣成法，就是岳王（岳飞）复生、孔子再世也不会更铸其面目，改变其恶习。然而，团练仅是地方武装，它虽可辅助八旗绿营抵制革命，但并不能补救八旗绿营腐朽疲弱。团练又不支取清政府的粮饷，终究不是正规军，缓急终不可恃。所以，八旗绿营、团练必须抛弃，改弦更张，别树一帜，改招募团丁为官勇，粮饷取之于公家，束伍练技，以备不时之卫。当时，湘乡县令朱孙诒，为了对付天地会等会党起义，曾由王珍、罗泽南、康景晖各集团丁数百人，亲自调遣，他们镇压了当地的会党起义，号称强悍。1852年底，湖南巡抚张亮基檄调这支团勇约千人来守卫长沙。于是，曾国藩就以这支团勇为基础，分左、中、右三营，制定营制，称为湘勇。这就是湘军的开始。

湘军成立后，于1853年春派往衡山镇压会党起义。嗣后又招募三千余人，于同年夏增援南昌，抵御太平军的进攻。在南昌，湘军虽然被太平军打败，但却表现了湘军凶悍敢战的反革命精神。从此，曾国藩加紧招募湘军。同时他还认为，湖南和长江流域，江河纵横，烟波浩荡。陆军虽粗具规模，但兵还不精，如果没有一支水上劲旅，就很难实现剿灭太平军，澄清中原的大志。所以，在加紧训练陆军的同时，非添置水师不可。于是，曾国藩马上向咸丰皇帝写了奏章，请求皇上批准他在衡州（今湖南衡阳）制造战船，训练水师。

1854年，经过两年的时间，湘军粗具规模。陆军分为大营、小营，湘乡人编入各大营，外地人编入各小营，分属湘军各大营，共五千多人，由塔齐布和罗泽南率领。水师有战船二百四十余艘， 坐船二百三十多只，分为十营，共五千余人，由褚汝航、褚殿元、杨载福、彭玉麟统领。这样，湘军成为一支具有正规军规模的反革命武装。

湘军不仅具有正规的规模，且具有八旗绿营所不曾有的特点。它是以地域、封建关系固结内部；以反动的程朱理学为思想武器；以抢劫掳掠和封赏官爵来鼓舞士气。曾国藩严格规定:湘军中不要八旗绿营入营已久的老兵，不用守备以上的旧将。他想以此种组织手段，彻底杜绝八旗绿营的衰颓习气。在选拔统领方面，他规定了四条标准:第一要有治兵的才能；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于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他说四者缺一，则万万不可带兵。他还认为应选之人必须有忠义血性。如果没有忠义血性，纵然貌似四者，终究也是不可靠的。他凭着个人的阅历，通过同乡、同族、亲友、同学、师生等种种关系，把一些所谓“宿儒”、“生员”等封建知识分子，网罗在自己身边，有的委任统领，有的充当幕僚。这些人没有八旗绿营将领的积弊陋习，是湘军的中坚。曾国藩对他们总是温文尔雅，甜言蜜语，不尚空谈，而他们又死心塌地的忠于曾国藩。这些人都是讲究程朱理学的，彼此之间常以 “名教”、“纲常”互相激励，有着死心塌地的稳定封建统治秩序的共同目标，这又是湘军的反动思想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