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当时“百废莫举，千疮并溃，无可收拾”的情况下，不仅急需人才，还急需人才发挥作用，所以湘军领导层在大量招引人才的同时，也着力加以培养。其中，曾国藩最为精心，成效也最明显。他将天下事概括为军事、吏事、饷事、文事四类，要求每人至少必须学习并掌握一类:“习军事则讲究战攻、防守、地势、贼情等件。习吏事则讲究抚字、催科、听讼、劝农等件。习饷事则讲究丁漕、厘捐、开源、节流等件。习文事则讲究奏疏、条教、公牍、书函等件。”[73]至于学习的方法，曾国藩认为不外“学”和“问”两字，“学于古则多看书籍，学于今则多觅榜样；问于当局则知其甘苦，问于旁观则知其效验”[74]。总之，只有勤学多问，才能无形中提高自己的水平。

曾国藩培养人才可谓不厌其烦，费尽心思，犹如塾师严格管教自己的学生一般。对自己身边的幕僚，他不仅亲出题目，进行每月两次的定期考试，而且经常借助茶余饭后的闲暇，谈古论今，倾心教诲。李鸿章后来回忆自己在曾幕中的生活时，津津乐道的总是曾国藩诲人不倦的情形。他满怀深情地说:

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他老人家又最爱讲笑话，讲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个个东歪西倒的。他自家偏一些不笑，以五个指头作把，只管捋须，穆然端坐，若无其事，教人笑又不敢笑，止又不能止，这真被他摆布苦了。[75]

吾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虽寻常赠遗之物，使幕府皆得见之，且询其意。是时，或言辞，或言受，或言辞少而受多，或言辞多而受少，或取乎此，或取于彼。众人言毕，老翁皆无所取而独抒己见，果胜于众。然后，心悦诚服，受化于无形焉。[76]

对不在身边的幕僚，他主要采取通信、批示的形式，结合实际工作进行教导，既有指点劝诫，又有鞭策鼓励。这在其《批牍》与《书札》中随处可见，不胜枚举。而在给一些亲信幕僚的信中，曾国藩更是循循善诱，关怀备至。李榕在外带兵期间，他悉心训迪，不遗余力:“今既受统领重任，务祈绌己之聪明，贬己之智术，……处处出于至诚，则人皆感悦，而告之以善矣”；“凡与诸将语，理不宜深，令不宜烦，愈易愈简愈妙也”；“凡临敌观气色，有二可虑:骄气则有浮淫之色；惰气则有晻滞之色，望体察而补救之”；等等。[77]李瀚章在江西负责报销局时，曾国藩也问寒问暖，体贴入微:“报销开局，总以迅办为妙，早一日有一日之益，速一日省一日之费。局用不可太啬，饮食须丰洁。从前办数年苦粮台，此际宜办数月甘报销。”[78]不难看出曾国藩对其幕僚的培养和勖勉是全方位的，因而，他不仅赢得其幕僚的敬重和爱戴，纷纷尊之为师，而且也吸引了大量士人的投效，归之者如流水。就此而言，曾国藩帐下强将如林、幕中济济多士也就不足为奇了。

除曾国藩外，胡林翼、左宗棠等也非常注重培养和调教人才，所以在他们的身边也集中了一大批良佐虎将，为镇压太平军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可见，湘军之所以能够成一时之功，扑灭太平军，与其领导层的善于网罗人才和作育人才也分不开。

湘军是一支以农民为主体的地方武装，刚开始并不被人看好，甚至还饱受非议和排挤，要将这么一支处境不佳、处于困顿制中的偏师部勒成一支“能成殄寇之奇功”[79]的劲旅，湘军领导层所必须做的工作还有很多，以上仅是其荦荦大者，但足以看出湘军领导层对湘军“卒平巨憝”[80]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的。难怪现代著名军事学家蒋方震会惊奇地说:“湘军，历史上一奇迹也。书生用民兵以立功勋，自古以来未尝有也。”[81]而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也钦佩地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完满乎？”[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