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及此，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领导层的拒斥反应自然更加强烈了。但与一般儒生只知道口诛笔伐不同的是，他们敏锐地看到了太平天国异质文化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和危害:首先，搞乱了纲常伦理，太平军从上到下皆以兄弟相称，“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其次，用夷变夏，剥夺士子阅读诗书的权利，“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再次，不敬神祗，大肆破坏，所到之处，焚毁学宫，砸烂孔子塑像、牌位，“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总之，太平天国“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制造了文化浩劫，“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比历史上任何穷凶极恶的乱臣贼子还要可怕，所以曾国藩率先高举卫道旗帜，号召广大士人为维护道统、名教而战，“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丑，而且为上下神祗雪被辱之憾”。[16]

在他的登高一呼之下，他身边的理学经世派群体自然呼应汇聚，走出书斋，“赫然奋怒以卫吾道”。湘军由此奠定了由书生为基础的领导班底。“原湘军创立之始，由二三儒生被服论道，以忠诚为天下倡。生徒子弟，日观月摩，渐而化之。于是耕氓市井，皆知重廉耻，急王事，以畏难苟活为羞，克敌战死为荣，是岂有所劫而为之耶？贤人君子倡率于上，风气之所趋，不责而自赴也。”[17]可见，正是在湘军领导层的宣传、鼓动下，激发了其“生徒子弟”以及“耕氓市井”的卫道意识，使他们“重廉耻，急王事”，“人怀忠愤，如报私仇，千磨百折，有进不休”[18]。湘军为夷夏大防而战，为拯救名教之变而战，为自己固有的文化信仰而战，师出有名，底气十足，无怪乎他们能够同仇敌忾，勇往直前，历经磨难而不退缩，这是他们最终战胜太平军的主要因素之一。

二、“为百战艰难之行”

面对太平军的凌厉攻势和高歌猛进，清廷上自咸丰帝、下至统兵官员，都一筹莫展、束手无策。因为他们把所有的招数都用尽了，依然毫无效果。咸丰帝情急之下，还做出了无奈之举，即下罪己诏、祈求祖宗保佑，甚至派人挖了“伪天王”洪秀全等人的祖坟，希望藉此感动上苍，指出一条明路。但都于事无补，局势非但不见好转，反而一天比一天恶化。其实，问题就出在清王朝纲纪废弛、吏治腐败上，这导致政风颓废、政局败坏，诸臣见利忘义、因循苟且，全身保位者多，为国除弊者少；敷衍塞责者多，直言陈事者少。然而这些当政者并不知道问题的症结所在，也缺乏通盘筹划的能力，所以他们根本不可能实现自救，摆脱身处的困境。

但湘军领导层却正如杨国强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他们不是当权派，但比当权派更深刻地了解和熟悉社会；他们不是官僚，但比官僚更忠于自己的信仰；他们处在封建政权的底层，但因此而更直接地承受着农民战争的压力”[19]。所以他们敌视太平军，有强烈的参与镇压的愿望。其中，江忠源是最先与闻其事的一个，早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初，他就奉调入乌兰泰幕参谋军事，其所练楚勇也随之入桂，围攻太平军。而曾国藩从一开始就关注广西的太平天国起义，要江忠源将“粤中兵事”日日记出，“间中缕晰示我”。[20]在给座师吴文鎔的信中，他说:“粤匪猖獗，神人共愤。国藩虽愚昧闲散，亦未尝须臾忘灭贼之事。”[21]正因为此，当清军一溃千里、兵败如山倒的时候，这些有“灭贼”愿想的儒生便挺身而出，慨然以扑灭太平军为己任。曾国藩凭其器识和声望被推向前台，成为湘军领导层的核心人物。

他认为太平军是虎狼之师，作战勇猛，训练有素，又万众一心，不是轻易可以制服的，欲战而胜之，必先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而后可以言战。可是反观清军，“极可伤恨者在‘败不相救’四字。彼营出队，此营张目而旁观，侈口而微笑，见其胜则深妒之，恐其得赏银，恐其获保奏；见其败则袖手不顾，虽全军覆没，亦无一人出而援手，拯救于生死呼吸之顷者”，[22]这样的军队即使孔子再生、诸葛复出，恐怕也不能改变其营伍习气，率领他们消灭太平军。所以，当下的要务是重起炉灶，另立新军。在给咸丰帝的奏疏中，他就直言:“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要务。”[23]那么他所要练的兵究竟有多大规模、想达到什么程度呢？在奏疏中，曾国藩并未言及，但在给友人的信中，则透露说:“鄙意欲练勇万人，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24]也就是说须练兵万人，令成一心，胜相庆，败相救，誓同生死，这样才有望镇压太平军。后来的事实证明，练兵万人是远远不够的，最终用于镇压太平军的湘军达到了40多万，这恐怕连曾国藩也料想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