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立武勋:曾国藩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
2009年02月08日 16:58曾国藩研究网 】 【打印

面对及此,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领导层的拒斥反应自然更加强烈了。但与一般儒生只知道口诛笔伐不同的是,他们敏锐地看到了太平天国异质文化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和危害:首先,搞乱了纲常伦理,太平军从上到下皆以兄弟相称,“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其次,用夷变夏,剥夺士子阅读诗书的权利,“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再次,不敬神祗,大肆破坏,所到之处,焚毁学宫,砸烂孔子塑像、牌位,“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总之,太平天国“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制造了文化浩劫,“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比历史上任何穷凶极恶的乱臣贼子还要可怕,所以曾国藩率先高举卫道旗帜,号召广大士人为维护道统、名教而战,“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丑,而且为上下神祗雪被辱之憾”。[16]

在他的登高一呼之下,他身边的理学经世派群体自然呼应汇聚,走出书斋,“赫然奋怒以卫吾道”。湘军由此奠定了由书生为基础的领导班底。“原湘军创立之始,由二三儒生被服论道,以忠诚为天下倡。生徒子弟,日观月摩,渐而化之。于是耕氓市井,皆知重廉耻,急王事,以畏难苟活为羞,克敌战死为荣,是岂有所劫而为之耶?贤人君子倡率于上,风气之所趋,不责而自赴也。”[17]可见,正是在湘军领导层的宣传、鼓动下,激发了其“生徒子弟”以及“耕氓市井”的卫道意识,使他们“重廉耻,急王事”,“人怀忠愤,如报私仇,千磨百折,有进不休”[18]。湘军为夷夏大防而战,为拯救名教之变而战,为自己固有的文化信仰而战,师出有名,底气十足,无怪乎他们能够同仇敌忾,勇往直前,历经磨难而不退缩,这是他们最终战胜太平军的主要因素之一。

二、“为百战艰难之行”

面对太平军的凌厉攻势和高歌猛进,清廷上自咸丰帝、下至统兵官员,都一筹莫展、束手无策。因为他们把所有的招数都用尽了,依然毫无效果。咸丰帝情急之下,还做出了无奈之举,即下罪己诏、祈求祖宗保佑,甚至派人挖了“伪天王”洪秀全等人的祖坟,希望藉此感动上苍,指出一条明路。但都于事无补,局势非但不见好转,反而一天比一天恶化。其实,问题就出在清王朝纲纪废弛、吏治腐败上,这导致政风颓废、政局败坏,诸臣见利忘义、因循苟且,全身保位者多,为国除弊者少;敷衍塞责者多,直言陈事者少。然而这些当政者并不知道问题的症结所在,也缺乏通盘筹划的能力,所以他们根本不可能实现自救,摆脱身处的困境。

但湘军领导层却正如杨国强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他们不是当权派,但比当权派更深刻地了解和熟悉社会;他们不是官僚,但比官僚更忠于自己的信仰;他们处在封建政权的底层,但因此而更直接地承受着农民战争的压力”[19]。所以他们敌视太平军,有强烈的参与镇压的愿望。其中,江忠源是最先与闻其事的一个,早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初,他就奉调入乌兰泰幕参谋军事,其所练楚勇也随之入桂,围攻太平军。而曾国藩从一开始就关注广西的太平天国起义,要江忠源将“粤中兵事”日日记出,“间中缕晰示我”。[20]在给座师吴文鎔的信中,他说:“粤匪猖獗,神人共愤。国藩虽愚昧闲散,亦未尝须臾忘灭贼之事。”[21]正因为此,当清军一溃千里、兵败如山倒的时候,这些有“灭贼”愿想的儒生便挺身而出,慨然以扑灭太平军为己任。曾国藩凭其器识和声望被推向前台,成为湘军领导层的核心人物。

他认为太平军是虎狼之师,作战勇猛,训练有素,又万众一心,不是轻易可以制服的,欲战而胜之,必先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而后可以言战。可是反观清军,“极可伤恨者在‘败不相救’四字。彼营出队,此营张目而旁观,侈口而微笑,见其胜则深妒之,恐其得赏银,恐其获保奏;见其败则袖手不顾,虽全军覆没,亦无一人出而援手,拯救于生死呼吸之顷者”,[22]这样的军队即使孔子再生、诸葛复出,恐怕也不能改变其营伍习气,率领他们消灭太平军。所以,当下的要务是重起炉灶,另立新军。在给咸丰帝的奏疏中,他就直言:“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要务。”[23]那么他所要练的兵究竟有多大规模、想达到什么程度呢?在奏疏中,曾国藩并未言及,但在给友人的信中,则透露说:“鄙意欲练勇万人,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24]也就是说须练兵万人,令成一心,胜相庆,败相救,誓同生死,这样才有望镇压太平军。后来的事实证明,练兵万人是远远不够的,最终用于镇压太平军的湘军达到了40多万,这恐怕连曾国藩也料想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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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志茗   编辑: 刘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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