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围城打援。尽管湘军领导层都不主张攻打坚城，但太平军毕竟不是飘忽不定，流动作战，而是据有坚城，严防死守。战争打到后来，湘军就不得不面临攻城的问题，尤其是那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城池。正如胡林翼所说“名城不围，则贼不来救，亦必不能得战”[57]，因而必须围城攻坚。那么如何围城攻坚呢？湘军领导层的办法是围城之后，先打援军，再打守敌。湘军的围城很有特点，即在城外挖筑两层濠墙，安营在其中，其前濠墙用来围困城内守军，后濠墙用来阻挡救援来敌。然后在此深沟高垒以求自固的基础上，着重打援。一般来说，打援的兵力要多出围城军一两倍。胡林翼就强调说“假如以万人围城，……必须留二万余人或三万人作战兵、援兵及雕剿之兵”备战，[58]只要歼灭了“援贼”，“城贼”也就插翅难逃。1860—1861年的安庆之战就是湘军用围城打援战术而获胜的经典战役。是役，曾国藩、胡林翼以曾国荃一部围城，李续宜、多隆阿、鲍超等军打援。在历时1年的战斗中，曾国荃挖筑了三层濠墙，内困安庆守军，外阻太平军援军，而李续宜、多隆阿、鲍超等也在外围积极打援，虽然战斗惨烈，险象环生，但都化险为夷，击退了太平军强大的援军，确保了安庆战役的胜利。后来的天京也是被湘军用此法攻陷的。可见，围城打援将湘军领导层上述战与守、主与客的战术很好地结合起来，不仅能以守为战、以战为守，始终掌握战争主动权，而且还能既歼敌，又攻坚，一举两得，因而这是一种相当高明的战术，是湘军领导层不断总结实战经验的结晶。

湘军领导层的战术是多种多样的，除上述以外，还有水陆配合、齐头并进以及集中兵力应敌、重士气轻成败等，加上他们用兵不拘成法，善于审时度势、扬长避短，不断改进作战方法，因而他们能够在战场上逐步确立优势，最终取得胜利。

五、善于求才与育人

湘军领导层不仅重视人才、爱惜人才，而且善于识拔和任用各种人才。曾国藩将人才视为关系国家兴衰强弱的首要问题，说:“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59]胡林翼也说:“大抵为政之本，在于得人”，“得人者昌，失人者亡”。[60]可是，清王朝自乾隆中后期以后，由于贪庸当道，政以贿成，导致“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61]，陷入人才危机之中。因而，湘军领导层在视事伊始，就不得不以求才和育才为急务。

曾国藩每到一地，即广为寻访，延揽人才。在长沙办团练时，他作《招某绅耆书》，“孳孳勤求，冀得乡邦贤士，不我遐弃，肯辱惠顾”[62]。在衡州练兵时，他致函黄冕，请他来帮忙造船；又分别函邀李元度、黄淳熙入其幕府谋划机宜，并请他们举荐同乡友好，前来效力。[63]在安徽作战期间，他指示幕僚李瀚章说:“仆已缄托各处荐人如有来者，祈阁下优加礼貌，先给薪水，徐察其才之大小而位置之。”[64]曾国藩不仅自己求才不遗余力，而且也乐意为别人推荐人才。如1853年，他向新任安徽巡抚江忠源推荐安徽士绅、官员10多人，其中包括后来鼎鼎有名的李鸿章，“李少泉编修，大有用之才，阁下若有征伐之事，可携之同往”[65]。此外，他还给刘蓉、骆秉章等推荐过人才。

胡林翼认为人才随时都会出现，并不缺乏，关键是居人上者不知求人。因此，他很注意搜罗人才，只要属下有一技之长、一行之善，他都不吝表扬，积极推荐。如果有志士能人，即使隐居不仕，他也千里招致，务尽其用。平时在接见下属或亲朋好友时，他“必问所见人才，所学何方，已效安在，且令指实事一一证之，兼注考语”[66]，记录在册，以便日后延揽。他还函请汉阳知府刘齐衔留意人才，“苟有一节之可取，一行之足称者，乞手函示我”[67]；授意幕僚严树森“编列条目，征求事实，饬司、道、府各举所知，其有奇才异能必须度外汲引者，别作一格，均以公牍举荐”[68]。而尤值一提的是，胡林翼还在湖北省城武昌设立储才馆（后改名宝善堂），用来安置招揽而来的人才，并通过一段时间的考察，根据他们能力的大小，给予相应的职务。可见，胡林翼对人才的搜求也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那么，怎么样的才算是人才呢？湘军领导层的答案是出奇的一致，即德才兼备，以德为主。曾国藩说:“德与才不可偏重，譬之于水，德在润下，才即其载物，溉田之用；譬之于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楫，栋梁之用。……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69]也就是说，如果德才不可兼得，他宁要有德无才的人，也不要有才无德的人。同样，胡林翼也如此，他说:“大抵圣贤不可必得，必以志气节操为主。……有气节，则本根已植，长短高下，均无不宜也。”[70]意思是说像圣贤那样德才兼备的人才不一定能得到，但只要德行好，能力高低就无所谓了。而左宗棠也说:“人不可无才，然心术究是制事根本。心术不正，而才具觉优，则所谓才者亦只长恶济奸、自便其私而已，于实事何益？”[71]简言之，用人应该看重才干，但更应看重的则是心术，即道德操守。湘军领导层之所以会如此重视人才的道德水准，是因为当时士风败坏，人欲横流，从上到下都孜孜求利，惟利是图，“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72]，所以他们才突出道德的重要性，惟德是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