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深知镇压太平军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因而他一再强调编练湘军必须未雨绸缪，做好充分细致的准备，“预为东征不归之计”[25]。具体说来，就是应该在求将才、勤操练、精器械三个方面下功夫。对于将才，曾国藩的要求很高，必须是智深勇沉之士、文经武纬之才，因此他“概求吾党血性男子，有忠义之气而兼娴韬钤之秘者，与之共谋”[26]。而勤操练、精器械均非仓促可就的，必须假以时日，切实讲求，所以曾国藩是“昼夜磨练，讲求操兵、造械之法”[27]。在给湖南巡抚骆秉章的信中，他说:“练卒宜十分精强，器械宜十分精致，乃可卧薪尝胆，艰难百战。不然，则不教之卒，窳败之器，何省不可骤办，而必出自湖南，万里长征多费饷项哉。”[28]可见，他对自己编练的湘军要求很严，期许也很大，颇有“亡秦必楚”的气魄。

然而，在太平军北伐、西征所发动的一波又一波的猛烈攻势下，清廷朝野上下一日三惊，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可没有耐心等待湘军练好以后才出师，迫切要求曾国藩率军出征，以解燃眉之急。但曾国藩不为所动，断然拒绝，显示了他过人的胆识和远见。他说编练湘军事关东征大局，“不得顾友朋之私谊，即君父谕旨所指示，亦有时而不敢尽泥也”[29]。果然，他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当时安徽是太平天国西征军重点进攻的对象，而他的得力干将江忠源恰好新任安徽巡抚，手头缺兵少将，情况万分危急，便向他求救，但曾国藩并未完全遂他所愿，仅派其弟江忠浚带勇1000名赴援，湘军主力则仍按兵不动。在回复江忠源的信中，曾国藩是这么解释的:

添勇六千之说，昨因令弟达川带勇一千进省，即令其先将此勇赶紧赴皖，以备阁下爪牙之需。其余五千须俟船炮办齐，水陆并进，乃可有济。……国藩思此次由楚省召勇东下，一以为四省合防之计，一以助阁下澄清之用，必须选百练之卒，备精坚之械。舟师则船炮并富，陆路则将卒并愤，作三年不归之想，为百战艰难之行，岂可儿戏成军，仓卒一出！人尽乌合，器名苦窳，船不满二百，炮不满五百，如大海簸豆，黑子著面，纵能迅达皖省，究竟于事何补？是以鄙人愚见，总须备战舰二百号，又辅以民船载货者七八百，大小炮千余位，水勇四千，陆勇六千，夹江而下，明年成行，与麾下相遇于九江小孤之间，方始略成气候，否则名为大兴义旅，实等矮人观场，不值方家一哂耳。明知阁下盼望此勇甚切，然速而无益，不如迟而有备。[30]

信中，曾国藩阐明了他编练湘军的目的和所赋予的使命，坦陈其对湘军“简练慎出”的原因，充分展示了他的深谋远虑和非凡识见。

如果说拒绝江忠源还不能令人信服的话，那么曾国藩对咸丰帝的两次抗旨不遵，则雄辩地表明了他顾全湘军大局的坚定立场和决心。第一次是1853年10月29日，因太平军逼近武昌，而武昌兵力薄弱，咸丰帝令曾国藩派兵救援。紧接着他又于11月3日和5日两次旨命曾国藩亲自带兵前往增援，但由于湘军刚开赴衡州，阵容不整，训练也欠系统，所以曾国藩消极待命，迟迟不肯出兵。后干脆以太平军撤退、武昌围解而不再从命。第二次是1853年12月12日，咸丰帝以“六百里加紧谕令”的形式[31]，催促曾国藩迅速带兵救援安徽，结果曾国藩“以船炮未齐，不能草率成行覆奏”[32]，气得咸丰帝大骂他不知好歹，自以为是，并发狠地说:既然你想自担重任，朕成全你，不过“言即出诸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曾国藩见真把咸丰帝惹急了，也不敢怠慢，赶忙奏明不能出兵的原因，请求咸丰帝谅解。由此可见，大敌当前，面对来自内外的巨大压力，曾国藩依然能够不受干扰，保持难得的冷静和清醒，充分认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和艰巨性，非常理性和认真地“为艰难百战之行”，这就为湘军的最终功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