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练”也包括两方面，即练技艺和练队伍。前者是指兵勇的个人军事技能，要求能舞刀弄棍、开枪放炮，后者是针对整个队伍而言，通过演练鸳鸯阵、三才阵等阵式，使整支队伍进则同进，站则同站，行动一致，如同一人。为了确保“练”的成效，曾国藩一方面访求武师和猎户，请他们教兵勇武术和射击，另一方面制定了十日一循环的严格的训练计划，要求每逢三、六、九日上午，兵勇练习武艺和阵法，他要亲往观看；每逢一、四、七日上午，主管军官要向兵勇演示阵法，并看他们的抬枪、鸟枪打靶练习；每逢二、八日上午，主管军官要带兵勇到城外跑坡、抢旗、跳坑；每逢五、十日上午，兵勇在军营中演练连环枪法；每天下午，兵勇都要在军营中练习拳、棒、刀、矛、钯、叉，不得间断。显然，湘军每天的训练内容很多，训练量也大。曾国藩之所以要如此强化训练，就是要让湘军兵勇熟练掌握各种技艺和阵法，以提高他们的作战能力。用他的话来说，练的目的“总不外一熟字:技艺极熟，则一人可敌数十人；阵法极熟，则千万人可使如一人”[38]。

4、后勤制度。与清军由国家办后勤不同，湘军必须自筹粮饷，自办后勤，因而曾国藩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后勤保障体系。首先，设立了各种各样的后勤机构办理军需。如负责造船制炮的有衡州造船厂、湘潭造船厂、安庆内军械所等，筹措军饷的捐局、筹饷局、厘金局等，总管后勤供应和转运的有粮台。其中，衡州造船厂和湘潭造船厂为湘军水师制造船只；安庆内军械所主要生产枪炮弹药，是中国第一个带有近代化色彩的军用企业；粮台由曾国藩委其幕僚办理，下设文案所、内银钱所、外银钱所、军械所、火器所、侦探所、发审所、采编所八所，是湘军的后勤总机关。

其次，就地筹饷，开拓饷源。湘军本来应由清政府提供粮饷，但因国库空虚，无款可拨，曾国藩只好自己就地筹款。刚开始，他在湖南士绅中劝捐助饷。捐输成为湘军的主要饷源。据曾国藩奏称，自己在衡州练兵时每月需饷银近8万两，就“专恃劝捐一途”[39]。可是，随着需饷的增多，捐输者越来越不踊跃，仅靠捐输已难以维系了，曾国藩不得不想方设法扩大饷源，先是增加了饷盐和厘金，通过在所在地课盐、办厘筹措粮饷，之后索性占用公款，将当地本属于中央财政收入的地丁、漕粮、协饷、关税等赋税也移作湘军军费。这一度遭到江西巡抚沈葆桢的抵制，双方为争用江西漕折、关税和厘金闹得不可开交，最后朝廷出面调解，才平息了这场纷争。可见，为了军需问题，曾国藩是锱铢必较，丝毫不让。

再次，健全转运机构，确保粮道畅通。湘军在湖南时仅设粮台为后勤总机关，条综众务。出征后，粮台遂有后路粮台和行营粮台之分，前者仍设在湖南，后者则随军出征。随着湘军的东下，战事越来越激烈，粮饷供应线也越来越长，曾国藩所设的粮台也越来越多，除了后路粮台与行营粮台之外，又增设了转运粮台和钱粮支应所，居间呼应传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保证粮道的安全、畅通，曾国藩充分利用湘军水师强于太平军，且又沿长江而下的优势，以水师兼任军需物资运输任务。这样，粮道不易为太平军所切断，可保证粮饷源源不断地供应，有利于湘军的连续持久作战，因而罗尔纲先生认为:“湘军所以能够打败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说来，粮运便利，源源不断，是一个大因素。”[40]

由上不难看出，湘军兵制是曾国藩针对清军兵制的缺陷、湘军作为勇营的特性以及与太平军作战的实际情况而制定的，可以说是量体裁衣，度身定制，实用性、针对性很强，而且也比较完备、合乎时宜，所以它能够使湘军在内战中越战越勇，由偏师而成为劲旅。

四、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

战略是指导战争全局的计划和谋略，而战术是进行战斗的原则和方法，两者相辅相成，息息相关，对战争的成败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针对太平军组织严密、作战勇猛，水陆并举、号称百万，又建都南京、在长江中下游据城自守的特点，湘军领导层作了针锋相对的战略部署，即在战略根本上，要力争中游，夺回长江的控制权，这样才能自上而下，图取天京；在战略实施上，应采取攻势防御办法，稳扎稳打，不急于求成。应该说这个战略部署是比较正确的。1853年，太平军占领武昌后，因一心奔着“小天堂”——南京而去，所以在沿江东进的过程中，一路弃守武昌、九江、安庆等长江沿岸的战略要地。等到定都南京后，他们发现为了巩固和确保首都天京的安全，必须控制长江中游，于是挥师西征，以期重新夺回安庆、九江、武昌这些战略要地，可是为时已晚，被湘军抢占了先机。湘军尽管刚开始实力不济，在太平军的强攻硬打之下，损兵折将，屡遭重创，太平军中传唱“破了锣（罗泽南），倒了塔（塔齐布），飞了凤（周凤山），杀了马（马继美），徒留（刘于浔）一个人也没用”[41]，形势不可谓不危急，局面不可谓不狼狈。但由于湘军领导层的战略决策得当，又能不因一时得失而有所动摇，因而他们硬是守住了那些战略要地，没让太平军重新夺回去，结果笑到了最后，攻陷了天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