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河中盐利的归属与藩镇成败

光启以后，唐朝关中及北方地区也已形成军阀混战扰攘纷争的局面。就关中而言，虽然每一次战争爆发的具体背景及参加者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谁拥有河中，谁便可以挟天子令诸侯，在战争中占据主动。河中两池的盐利曾是王重荣和王氏家族称霸一方、盘结根踞的资本，唐朝廷也因河中财赋与沙陀兵力的结合，打败黄巢。自此后，河中所在地及盐池财赋更成为李克用与朱温争夺的对象，获取河中成为其最后成败的一个关键。

1、李克用的河中——河东结盟优势

僖宗中和三年，唐朝以李克用平定黄巢，任为河东节度使，从此河中、河东两镇唇齿相依，关系更加密切。光启元年，王重荣上表论田令孜罪，田令孜即结邠宁朱玫、凤翔李昌符以抗重荣。据《通鉴》卷二五六其年十月条“王重荣求救於李克用”下《考异》引《太祖纪年录》言“朱玫、李昌符每连衡入觐於天子，指陈利害，规画方略，不佑太祖（李克用），党庇逆温（朱温），太祖拗怒滋甚”，及“田令孜恶太祖与河中胶固”，请求移重荣定州，任王处存为蒲帅，致王重荣、李克用联合事。又同卷在十二月李克用与王重荣合战败朱玫、李昌符条下复引《太祖纪年录》称:

十一月，重荣遣使乞师，且言二镇欲加兵於己，太祖欲先讨朱温，重荣请先灭二镇。太祖表言二镇党庇朱温，请自渭北讨之。

由此得知在田令孜与河中争斗的背后，实有李克用与朱温的较量。李克用协同王重荣击败朱玫、李昌符二镇，即是李克用挟朝廷与朱温开战的前奏。此役以王重荣、李克用胜为告终。李克用进逼京城，令孜奉僖宗至凤翔；但河中军竟被赐封“护国”，而朝廷为悦王、李意，也竟以杨复恭为枢密使。不久，令孜劫僖宗至宝鸡，而朱玫、李昌符反与王重荣、李克用联合，追逼僖宗，立襄王煴。时李克用已返太原，但如前所述在杨复恭的策动下又与王重荣改图以奉朝廷。故《旧唐书》卷一八二《王重荣传》称“及朱玫立襄王称制，重荣不受命，与李克用会师河西，以图兴复。明年，王行瑜杀朱玫，僖宗反正，重荣之忠力居多。”

“重荣之忠力居多”是由於得到李克用支持。而李克用所以协同王重荣讨伐田令孜，及助朝廷反正，其意实在朱温。《通鉴》卷二五六光启二年六月称李克用上表“方发兵济河，除逆党，迎车驾，愿诏诸道与臣协力”，然表“犹以朱全忠为言，上使杨复恭以书谕之云:‘俟三辅事宁，别有进止。’”说明他正是要以勤王为代价，换取朝廷对他讨朱的支持。近阅梁太济先生文《朱全忠势力发展的四个阶段》，将中和三年（883）七月至文德元年（888）九月，和文德元年（888）九月至乾宁四年（897）十二月划分为前二阶段。认为第一阶段中因上源驿事件，而种下了朱李矛盾；第二阶段则朱、李多次有小的交锋，互有胜负[9]。但朱、李之较量，应在梁文所说第一阶段即已经开始，而之所以朱温於第一、二阶段的交锋中未占到多少便宜，实在於李克用与河中有牢固的结盟关系。

光启三年六月，王重荣为部将常行儒所杀。《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记》仅言行儒“推重荣兄重盈为留后”，《资治通鉴》卷二五七则称“制以陕虢节度使王重盈为护国节度使，又以重荣子珙权知陕虢留后。重盈至河中，执行儒杀之。”然据《旧五代史》卷二五《武皇纪上》记“武皇表重荣兄重盈为帅”，知重盈所以被朝廷命使，乃有李克用的支持。乾宁二年重盈死，据《通鉴》卷二六○载，军府请以行军司马王珂为留后。王珂为重盈子，与重荣亲子珙、瑶争为蒲帅。珙、瑶上章论列，并与朱温相结，而珂则求援於李克用。《旧唐书》卷一八二《王珂传》记其事曰:

珂上章 :“亡父有兴复之功。”遣使求援於太原，太原保荐於朝。珙厚结王行瑜、李茂贞、韩建为援，三镇互相表荐。昭宗诏谕之曰:“吾以太原与重荣有再造之功，已俞其奏矣。”故明年五月，茂贞等三人率兵入觐，贼害时政，请以河中授珙，珙、瑶连兵攻河中，李克用怒，出师讨三镇，瑶、珙兵退，克用拔绛州，斩瑶，乃师於渭北。天子以珂为河中节度，授以旄钺，仍充供军粮料使。既诛王行瑜，克用以女妻之。珂亲至太原，太原令李嗣昭将兵助珂攻珙，珙每战频败。

李克用在重荣诸子侄争夺河中节帅的过程中始终站在王珂一面，且不仅荐之於朝，复妻之以女，助之以战。这样在某种程度上河中已为其有。而李克用既能以兵力保卫河中，河中的政治态度及物资援助也足以使之立於不败之地。王珂一事表明，当时朝廷事实上是听命於李克用的。

为了摆脱李克用及其朝中之党杨复恭的控制，昭宗即位后也曾接受宰相张濬、孔纬建议，以朱全忠为援讨伐李克用。《资治通鉴》卷二五八大顺元年（890）夏四月记张濬因杨复恭以进，后附田令孜而薄复恭，因与之矛盾事，并言“克用之讨黄巢也，濬为都统判官。克用薄其为人，闻其作相，私谓诏使曰:‘张公好虚谈而无实用，倾覆之士也。主上采其名而用之，他日交乱之下，必是人也。’濬闻而衔之。”

张濬与杨复恭及李克用均有私憾，是他建议伐李克用的深心。前揭史料称复恭於他任度支使时将盐麴之利全部夺走，而他与李克用的矛盾又是始自在河中时。其时他既为都统判官，或者也曾参与调配兵力物资。克用谓其“好虚谈而无实用”，是否也有军资供应问题，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他是因此矛盾而欲“乘全忠之功”，以“断两雄之势”的[10]。故在他的坚持下，“（大顺元年）五月，诏削夺克用官爵、属籍，以为河东行营都招讨制置宣慰使，京兆尹孙揆副之，以镇国节度使韩建为都虞侯兼供军濬粮料使，以朱全忠为南面招讨使，李匡威为北面招讨使，赫连铎副之”，以讨李克用[11]。

但此战虽有张濬亲领五万兵挂帅，并“会宣武、镇国、静难、凤翔、保大、定难诸军於晋州”[12]，却终为李克用骁将李存孝所败，唐朝廷不得不加复克用官爵，贬张、孔等。《资治通鉴》卷二五八其年十一月条分析此战败因说:

是役也，朝廷依朱全忠及河朔三镇；及濬至晋州，全忠方连兵徐、郓，虽遣将攻泽州而身不至。行营乃求兵粮於镇、魏，镇、魏依河东为扦蔽，皆不出兵；惟华、邠、凤翔、鄄（按鄄，胡三省注以为当作“鄜”是）、夏之兵会之。兵未交而孙揆被擒，幽、云俱败。杨复恭复从中沮之，故濬军望风自溃。

此处将失败归之於朱全忠的未瑕专顾及镇、魏不予兵粮。然分析其间“华、邠、凤翔、鄜、夏”仅关中诸镇，河中之兵显然不在其内。又朝廷既求兵粮於镇、魏，也说明站在李克用一边的河中不予任何物质支持，这应当也是李克用无忧而诸镇兵终不能合成一势的原因。

此后，朱、李之争虽进入互有胜负的相持阶段，但据前揭《王珂传》，唐朝廷因河中而仍受李克用胁迫。《资治通鉴》卷二六○乾宁二年五月记李茂贞、王建、王行瑜三镇受王珙之请连兵入朝，“李克用闻三镇兵犯阙，即日遣使十三辈发北部兵，期以来月渡河入关。”又上表请讨，移檄三镇。秋七月，克用军至河中，“王珂迎谒於路。”而当着李茂贞等与神策右军指挥使李继鹏、枢密使骆全瓘勾结，谋劫昭宗幸凤翔；中尉刘景宣与王行实欲劫帝幸邠州，诸军相攻之际，昭宗惧为所逼，又不得不全力依靠李克用。《资治通鉴》记其月，“上遣延王戒丕诣河中，趣李克用令进兵。壬午，克用发河中，上遣供奉官张承业诣克用军。”张承业“屡奉使於克用，因留监其军”（张承业后尽心为克用父子理财，而其事业始於河中是值得注意的）。李克用於是长驱入关，逼死王行瑜，几取李茂贞，可谓大获全胜。当其时克用保持进可攻、退可守，挟制朝廷之势，显然与河中的并力支持分不开。而事实上李克用的这一优势，一直保持到朱全忠全取河中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