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仓法与场支法

南宋初淮浙盐法频繁变迁，专卖中心转移分散，支盐方式反复更易，而且旧支盐机构州仓也几度兴废。商人的钞盐，是由州仓支发，还是在买纳盐场就地支付，这曾是当时激烈争论话题，结果，就带来州仓的多次兴废。

建炎二年，发生了一次支盐机构改革。兵部尚书卢益、户部尚书吕颐浩对州仓法进行尖锐批评，他们说，政和以来蔡京创立的州仓法，有许多弊病。支盐设立州仓，增置的机构和人员有监官、押袋官及吏人等，开支浩繁。而且场仓之间搬运，造成人力和时间上的浪费。还有仓吏贪赃舞弊，滞支钞盐，影响财政收入。在两位尚书的夹击下，高宗当年就宣布停止各地州仓的支盐工作，淮浙钞盐的支发，改到买纳盐场进行。

与支盐机构改革相联系的，还有钞盐的包装制度。政和三年（1113）钞盐袋法规定，每袋以300斤为限，盐商须购买订制一次性官袋。但建炎四年初，江浙盐产区已流通60斤一袋的小袋钞盐。福建的钞盐，又以80斤为一小袋，与300斤的大袋并存。来有的从盐场贩出私盐，用的是自制的“仿官袋”。南宋钞盐的“袋法”，已不像先前那样严格。

惩治私盐

南宋初淮浙盐法的另一特色，是“绍兴私盐法”。南宋的私盐刑律，经历了从宽到严，又从严到宽的发展趋向。淮浙私盐的主要源头，一是盐场亭户的私煎，二是检查制度疏漏下的私贩，包括官吏、军士与商民串通的私贩。随着金军北撤和高宗朝廷趋于稳定，打击私盐以保障官府垄断盐利的工作，便提到了议事日程。

私盐律由宽到严的转折，是通过吕颐浩、张纯的改革盐法而实现的。吕颐浩是南宋初一位颇具胆略而文武兼通的人才，张纯原是谙熟财计的机敏堂吏，后来作了专卖中心的提领监官。吕颐浩从建炎三年出任右相，后升为左相兼枢相，又兼领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吕颐浩拜相一个月之后，发生了宣州知州掠买商盐的事。都省奏准高宗，严惩那位卓有战功的知州。

绍兴元年，浙东盐官蔡向草定了各路“盐场监、专、催煎官不觉察亭户私煎盗卖”的“断罪刑名”。其中对巡检官没有觉察亭户隐藏私煎盗卖盐者，要杖一百，监官、催煎官都要受减二等的处罚（《宋会要·食货》。关于亭户逃亡和盐场纵容逃亡的惩治法，也有严格规定。绍兴二年颁布的刑律是：所有盐亭户及备丁、小火盐工，私自走投别场煎盐的，各杖八十。还要押回本场，继续按原定额煎盐（《宋会要·食货》）。

绍兴初对私盐的打击更加严厉。吕颐浩、张纯对私盐法的重大改革，其打击的对象，包括一切私盐贩，还明确指出具有特殊背景的文武臣僚家属贩私，一律严惩不贷，即便遇到颁布特别的大赦令，也不能凭借特权减免罪罚。这作为诏令颁布两个月后，一桩耸人听闻的私盐大案—刘光世著名部将乔仲福、王德贩盐案，被揭发出来。刘光世是南宋初三大帅之一，乔仲福、王德是他手下得力的大将，统兵近万，战功累累（《宋史·高宗纪》）。他们的军队，素以骄横、冗费著称，乔仲福、王德于通州岛沿江港汊内，公然泊船，吩咐巡检军兵，在亭户处收私盐。他们还将私盐仿官袋包装，每年20万袋的通州官盐，被他们盗贩得仅剩下3万袋。

面对如此大案，吕颐浩的批状要刘光世追查乔、王二将的责任，由于牵涉到驻军防务的稳固，在金兵逼江的当口，最后也是不了了之。但对与乔、王等人合作私贩的通州亭户，却没有轻饶。所以在十二月八日（甲午）这一天，吕颐浩将从重打击亭户私贩的处置意见，交高宗书旨宣布。内容是教产盐场监告谕亭户，今后如果将所煎之盐货违法与私贩军兵和百姓交易，不论多寡，都要杖脊收监。这样的重刑，后来以发布之日称为“甲午指挥”或“十二月八日指挥”，起初只是针对通州亭户，但一经公布，事情便扩大起来。不久，吕颐浩又奏淮高宗，公布了“非亭户一等科罪指挥”，对所有亭户、非亭户煎盐卖与私贩的，军人聚贩私盐的，以及百姓依借军兵声势私贩的，均依照“绍兴二年十二月八日指挥”。

吕、张修改的私盐律相当苛酷。绍兴二年的盐法改革及私盐重律的出笼，一方面反映了南宋初私盐的猖獗，另一方面也表现了政府维护盐利的决心。改革进行一年以后，侍御史辛炳批评吕颐浩“不恭不忠，败坏法度”。接着殿中侍御史常同，又罗列吕颐浩十大罪状，说他“循蔡京、王黼故辙，重立茶盐法，专为谋利”等等。结果是，吕颐浩不得不引疾辞职。

在北宋时，关于私盐的法度就引起过争议。王安石变法加强盐禁，严禁私人煮盐贩盐。王安石曾同苏辙讨论，苏辙说：“利欲驱使，要禁绝私贩，恐怕是很难的事。”王安石认为私盐未绝，是盐法不严造成的。苏辙认为，“当今对于私盐，盐法定的是死罪，这样的法不可谓不严，可还是没能禁绝，还能用什么法来加罪呢？”王安石说有办法，如果一村百家都参与贩私盐，败露受惩处的只有一二家，所以私贩不可能禁止。如果二十家至三十家受到惩处，那他们就都不敢贩了。苏辙回答说：“这样一来，贩倒是不贩了。但只怕是二三十家坐盐获罪，会要引起其他变故来。”（《龙川略志》卷3）苏辙的担心并非多余，熙宁年间的盐法曾引起老百姓的强烈不满，贩盐者往往杖剑自随，反抗官府的查禁。私盐问题，在古在今，都是需要认真处理的一个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