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市米资盗

所谓“市米资盗”。这件事指的是，崇祯二年（1629年），漠南蒙古东部闹饥荒：“夷地荒旱，粮食无资，人俱相食，且将为变。”就是说蒙古哈喇慎等部，室如悬罄，聚高台堡，哀求备至，乞请市粟。这件事怎么办？在明朝与后金的辽东争局中，蒙古是双方都要争取的力量。袁崇焕坚持团结拉拢蒙古，来对抗后金。袁崇焕先言：“人归我而不收，委以资敌，臣不敢也。”蒙古各部首领，闻将市粟，指天立誓，不忘朝恩。所以袁崇焕疏言：“臣以是招之来，许其关外高台堡通市度命，但只许布米易柴薪。”奏上，奉旨：“著该督抚，严行禁止。”奉旨严禁，皆失所望，哈喇慎诸部背离明朝，纷投后金。可见，蒙古诸部台吉，附己不纳，委以资彼，其责任在崇祯皇帝。所以，袁督师“市粟”之事有，而“资盗”之罪无！[21]

阎教授这里的叙述有断章取义之嫌，他的说辞只是一味强调崇祯上谕中提到的：“著该督抚，严行禁止”，却不提崇祯允许袁崇焕以接济口粮的方式代替“市粟”，而且这些话就是紧接在“著该督抚，严行禁止”之后的：

奉圣旨：“西夷通虏，讥防紧要。奏内各夷市买于东，明是接应，何以制奴？着该督抚严行禁止！其招来属夷，其有饥困，查明部落多少，计口量许换米，不得卖与布帛米粮及夹带禁品。路将等官，倍加侦察，如有疏违，以通夷罪论处！”[22]

这里，崇祯上谕里提到的“查明部落多少，计口量许换米”与“卖与布帛米粮”有很大不同，如果蒙古喀喇沁部真的发生了饥荒，那么“查明人数，接济口粮”是完全可以解决问题的，而买了布匹和粮食离去则有很大问题。

这里面的奥妙是，若定期按照人数来领取口粮的话，这些部落就必须呆在明朝控制的地区，而不可能去投奔后金；而如果这些部落只愿意买了大批的布匹和粮食而去，又不愿意接受明朝所接济的口粮，那就说明他们是去投奔后金的，他们所谓饥荒也是假的。

在这种情况下，袁崇焕如果不按照崇祯的要求以口粮方式给米，而是“市粟”的话，那肯定是“资盗”了。

4、谋款诱敌

所谓“谋款诱敌”。是指责袁崇焕以议和来引诱后金攻打北京。其实，谋款即议和之事，袁崇焕任蓟辽督师后明确疏言“和为旁著”，目的在于缓其兵攻而争取时间以固边防。崇祯帝对此“悉听便宜从事”，或“优旨许之”。何以“擅主”！崇祯二年即天聪三年（1629年），袁崇焕与皇太极往来书简凡10封，其中皇太极致袁崇焕6封，袁崇焕致皇太极4封。袁崇焕的第一封复信指出：印玺之事，未降封号，不能妄行。第二封复信又指出：辽东原为明朝土地，且有汉人坟墓，则不应归其占有。第三封复信解释：“使者来时，因在海上航行，而让其久居。”第四封复信明确表示：战争长达10年，不能一朝停止，不是数人所能为，数语所能定。对袁崇焕的4封复信，日本著名满学家神田信夫教授有一个评价：“它强烈地反映出袁崇焕在与皇太极交涉中忠于明廷的责任感，他强烈地主张议和必须按照中国即明朝所提送的典制方案，并严戒其未经降封，不准随意用印。”所以，袁督师“谋款”之事有，而“诱敌”之罪无！[23]

阎教授在这里所采用的阐述方法有偷梁换柱之嫌，崇祯给袁崇焕所列的罪状中，没有哪一条说他“诱敌”，而只论了他在蓟州的“纵敌”之罪，即“纵敌长驱，顿兵不战”。

袁崇焕被论“谋款”是和“斩帅”联系在一起的，即“以谋款则斩帅”，阎教授所谓“谋款诱敌”显然是篡改了崇祯的指控原文，将“斩帅”偷梁换柱成“诱敌”。

阎教授的说法是将“诱敌”之罪凭空的强行加到崇祯所列的指控当中，再加以驳斥，这种偷梁换柱的作为，实在有失学者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