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专恃欺隐

所谓“专恃欺隐”。是指责袁崇焕依恃崇祯帝的信任而行欺骗和隐瞒。他欺骗隐瞒了什么呢？没有明说。崇祯帝责其“专恃欺隐”，或指袁崇焕“五年复辽”的目标。但是，崇祯帝若以此事指责袁崇焕，实属不妥。因为：第一，不能实现目标，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不是袁崇焕一个人可以左右的；第二，袁崇焕督辽才一年多的时间，五年期限未到，不应以此相责。或许崇祯帝所谓“专恃欺隐”另有所指。[11]

阎教授在这里的阐述中有避重就轻之嫌。虽然，崇祯没有明确指出“专恃欺隐”的具体内容，但是起码有三个备选的可能，怎么也论不上“五年复辽”。

首先，对于蒙古喀喇沁部三十六家背叛明朝而投靠后金的事实，袁崇焕有意轻描淡写，是明显的谎报和瞒报。

事实上，早在袁崇焕卖粮食给蒙古各部以前，喀喇沁部就已经和后金来往密切，跟后金议和、结盟、会兵、遵后金国制，接受了后金的收编，按照后金的要求，后金对明朝发动攻势，喀喇沁部必须从征。

“辛未上颁敕谕于科尔沁、敖汉、奈曼、喀尔喀、喀喇沁五部落，令悉遵我朝制度”[12]

“谕归顺各部蒙古诸贝勒，申定军令。规定凡遇出师之时，宜踊跃争赴，协力同心，不得迟期……若征明国，每旗大贝勒一员、台吉二员，率精兵百人从征，违者，罚马一千匹、驼百头。于相约会集之地掳掠者，罚马百匹、驼十头。”[13]

对于蒙古喀喇沁部三十六家的这些情况，袁崇焕不会不知道，可是他在奏章中却说喀喇沁三十六家“未与奴通”，只是“依奴而自固”，这种说辞显然隐瞒了喀喇沁部落已经投靠后金的事实。

“臣会同蓟辽总督俞，查得哈刺惧三十六家原在蓟辽抚赏，仇于虎而未与奴通。自去年虎酋攻伯彦黄台吉，据此故穴，彦死之而我不能为各夷之依。夷遂依奴而自固。……业责无与奴通。”[14]

在袁崇焕的奏章里，他还“借”蒙古人之“口”，向崇祯保证，这些蒙古部落“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

“各夷共谓：室如悬磬，不市卖一二布匹于东，何由藉其利而糊口？宁愿以妻子为质，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15]

可后金入犯蓟门之时正是由喀喇沁蒙古带路，清朝史书中给出的理由则是他们曾受抚赏而熟悉路径：

“上亲率大军伐明，谒堂子启行，以来朝蒙古喀喇沁部落台吉布尔噶都，曾受赏于明，熟识路径，用为进兵向导。”[16]

其次，关于“斩帅”和“议和”两件事情，袁崇焕都是在瞒着崇祯的情况下操办的。

在袁崇焕下狱后的审讯中，他自己供认，他一手操办的“斩帅”和“议和”二事，他虽曾频繁与兵部尚书王洽与内阁首辅钱龙锡商议，希望获得支持，但最终却并没有获争取到王、钱二人的同意：

“先是锦衣卫以斩帅主欵二事究问袁崇焕根因，据崇焕所供，斩帅一事则龙锡与王洽频以书问之崇焕，而崇焕专断杀之者也，主欵一事则崇焕频以书商之洽与龙锡，而洽与龙锡未尝许之也”[17]

后来崇祯不仅论了袁崇焕“以谋款则斩帅”之罪，还因为钱龙锡在知道了袁崇焕有“斩帅”和“议和”的企图后，没有有及时奏报，所以论钱龙锡“隐瞒不报”之罪。

“龙锡以辅弼大臣，事关疆场安危，而不能抗疏发奸，何所逃罪？”

如果钱龙锡因为没有及时揭发袁崇焕都算是“隐瞒不报”，那袁崇焕的所作所为则更是理当被视为“专恃欺隐”了。

第三，在后金自蓟门破口入关以后，袁崇焕受崇祯委派，指挥各路援军堵截皇太极。袁崇焕率军赶到了蓟州布防，他奏报崇祯，称他的布署可谓万无一失：

兵部疏言袁崇焕揭帖：“……入蓟城，歇息士马，细侦形势，严备拨哨，力为奋截，必不令越蓟西一步。初臣虞阑截我路未必及蓟，今及之则宗社之灵，而我皇上如天之洪福也，微臣狗马力今可施矣”

接袁崇焕塘报：“凡要害地方，俱已拨兵防守，其蓟州守则不忧矣，西建昌、迁安、永平守则不忧矣，东抚宁、山海、丰润、玉田守则不忧矣。”

虽然袁崇焕的保证言之凿凿，但结果却是皇太极数万人马不战而越过了蓟州，并直扑京师，袁崇焕的布防形同虚设。

“十三日，大军至蓟州，获一生员，令持书往谕驻城道员、军官及庶民降。”[18]

“是夜，乃过蓟州五里外驻营。”[19]

“十四日，大军至三河县，获一汉人，令持书招降。”[20]

从《满文老档》的记录来看，后金军于十三日到了蓟州，还专门派了一个被俘虏的生员去蓟州送招降书，所以袁崇焕绝对不可能不知道皇太极的后金军已经来到蓟州了。

另外，后金军扎营的地点离蓟州也不远，离城只有五里地，如果袁崇焕在蓟州“细侦形势，严备拨哨，力为奋截”，那他也应该侦察到后金军的动向。

但是，十四日后金军不战而到三河县，这说明袁崇焕的堵截毫无作用。若将这样的结果与当初袁崇焕的保证联系起来，那就是一种欺瞒，因为袁崇焕把侦防能力连五里都不及、后金军来去都不知道的布署，吹嘘成是万无一失的防线。当然，也有持激进观点的人认为袁崇焕根本就是放后金过去的，如果他有如此的作为，那他所谓“必不令越蓟西一步”更是一种欺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