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日本将德国驱逐出山东后，和中国有一个《换文》，中国表示欣然同意。

在1月27日下午的和会上，日本代表牧野伸显以傲慢的口吻宣读了一份简短的声明:胶州湾租借地以及铁路和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利，应该无条件转让给日本。山东问题也应在日、中两国之间以双方所商定的条约、协议为基础来解决。

令中国代表吃惊的是，他还公布了一战期间日本与英、法、意等国签订的关于山东问题的秘密协定。这是一个为赢得日本对德宣战而签订的协定。在协定中，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许诺给了日本。

牧野伸显发言后，克里孟梭立即询问中国代表是否愿意答复日本的声明。中国代表团原以为山东问题可以包括在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提案中，因此并未做专门的准备。在得到中国代表团表示需要时间准备发言后，克里孟梭宣布休会。中国代表团将在第二天给予答复。

1919年1月28日，顾维钧代表中国在十人委员会上发言。此前顾维钧特地去了巴黎郊外的华工墓地。一战期间，中国共向欧洲战场输送了14万多名华工和大量的粮食，为协约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近万名华工死于那场战争。

顾维钧深知，以当时中国的国力和国情，向欧洲战场输送劳工，已经是中国能尽的最大努力。如果山东问题不能公正解决，不仅会有上万个灵魂在地下哭泣，世界也不得安宁，因为这些华工大多来自中国的山东。

在发言中，顾维钧采取避实击虚的外交策略。他首先感谢日本帮助中国驱逐了德国。但又避而不谈《二十一条》和1918年的换约问题，而从中国的文化、地理、经济入手来说服各国的代表。

顾维钧的发言在代表们的掌声中结束。威尔逊、劳合·乔治竟走过来向他表示祝贺。

“中国的孔子有如西方的耶稣，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顾维钧的这句名言，被《费加罗邮报》等多家重要报纸引用。

顾维钧轰动了整个巴黎。

参加和会的代表中，有不少弱小国家和民族的代表，像阿拉伯的费舍尔亲王和印度的土邦主们。顾维钧的发言也使他们看到了希望。

代表团还收到国内各界发来的大量贺电。中国在和会上的命运看上去似乎一片光明。

巴黎和会召开不久，中国国内对峙多年的南北政府终于坐下来进行和谈。由于北洋军阀首领段祺瑞企图依靠日本演练新军，以“武力统一”中国。为此他暗中授意北方代表:和谈只许失败，不许成功。

对于这一切，被段祺瑞扶上台的大总统徐世昌洞然于心。2月4日，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收到北洋政府急电:东方之事，当由日中双方协商解决，一定不要再提出与日本代表不同的意见，并且要避免与日本代表团发生正面冲突。

此时，中国代表团内部名利之争日趋激烈。在一次例会上，王正廷竟然与团长陆征祥并排就座。他认为自己代表南方，与陆征祥地位相当，应该享受联合主席的待遇。

顾维钧当即指出，这种座位变化必须改变，否则代表团的会议将没法再开下去。

顾维钧的心直口快很快便招来麻烦。上海《士林西报》指责顾维钧与签订《二十一条》的亲日派首领曹汝霖的女儿订婚。

谣言使顾维钧勃然大怒。在参加和会前，顾维钧的妻子唐梅在席卷全球的“西班牙流感”中刚刚病逝，并留下了两个年幼的孩子。顾维钧本来就是强忍悲痛参加和会的，谣言更让他认识到中国政治厚黑的一面。

这时的欧洲，瘟疫之后饥饿接踵而至。更为可怕的是暴力行为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1919年3月，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发起法西斯运动，激进的民族主义思想四处泛滥。在这种情绪的鼓动下，意大利坚持巴黎和会同意它吞并地中海战略要地阜姆港。意大利的要求遭到其它各国的一致反对。意大利首相奥兰多愤而退出巴黎和会。

4月中旬，欧洲分赃基本完成，和会重心转移到讨论山东问题，西圆寺公望宣称，除非日本的要求得到满足，否则它将拒绝签订和约并且不参加国际联盟。

克里蒙梭和劳合·乔治自然不会反对。一方面它们要寻求日本支持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它们与日本早已有密约在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