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情况也表明，承认战争责任的表示必须与具体行动相结合，才能使反省进入心灵深处并形成全民共识，也只有这样，才能深刻体会受害者的痛苦和心理，重新建立相互理解和信任的关系。在德国和波兰战后和解的过程中， 1961年在耶鲁撒冷对艾希曼(Eichmann)的审判和1963至1965年的奥斯威辛审判以及在审判背景下所进行的讨论，使德国民众感受到波兰人民所承受的苦难，并试图用别人的眼光来看本国的历史，从而改变了自我认同。欧洲司法与和平委员会会议秘书长乔格。卢尔(JorgLuer)先生指出:“虽然二战后德国已直接承认罪责。但此时对这种罪责的认识更为具体。另外，还有一点也是不可忽视的，那就是对战争的受害者和参与者公正处理的问题。因为没有结果的真实性是不可信的。”

处理曾经遭到严重伤害的两国关系，仅有道歉和原谅是不够的，但加害者的忏悔和反省确实是实现和解的第一步，这不仅是对受害者及其后代的精神抚慰，也是曾经发动过侵略战争的民族重新获得话语能力的重要步骤。没有责任的承担，要求对方忘记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可能的。

(三)从历史上看，“欧洲认同”强于“东亚认同”。

很显然，欧洲各国在历史上有更紧密的联系，欧洲皇室相互通婚是一种惯例，民众往来相对便利，语言和风俗习惯较为接近，形成了相对统一的“欧洲文明”。日本在历史上曾深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但在传统时代，海上往来障碍重重，双方虽有长期友好往来的历史，但主要限于宗教和文化领域，而且从数量和规模上讲都很有限，因此，区域认同感并不强烈。近现代历史上，两国的关系更为复杂，区域性共识更难建立。区域认同感的薄弱，不利于实现相互和解。

(四)开始从事历史共同研究和教科书合作的时机和环境不同。

欧洲国家间教科书合作和共同历史研究开始于战后不久，当时，历史问题尚未形成公共话题，在相互合作中，学者之间也曾有过激烈的争论，也曾引起较为广泛的公众注意和讨论，尤其是德波间的合作，但总体而言，公众对此的关注度并不高，媒体也没有深度参与。

而在中日开始相关合作之时，双方关于历史问题的话题已十分敏感，动辄触动民族感情，受到公众的强烈关注，媒体深度参与，历史问题已不仅仅是认识问题，至少是同样重要(或许更为重要)的民族感情问题，而感情问题更难以处理。显然，进行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学者面临更大的挑战。

中日两国间的矛盾和冲突多以历史问题为爆发点，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相互缠绕，难解难分，成为中日关系顺利发展的巨大阻力。

然而，人类毕竟要往前走，随着战争越来越远，随着两国共同利益和相互合作越来越密切，人们终究要“走出历史”。但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走出历史，以什么速度走出历史，将会对两国关系以及东亚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产生重要影响。在两国和解过程中，历史学家不仅可能而且应该承担重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