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历史共识从直接参与的学者弥散到学术界，进而影响公众。

虽然历史和解的最终实现与现实政治及国际关系有紧密的关联，但历史共识的达成更多地有赖于历史学家的知识和智慧。正如相关学者所指出，双方历史认识分歧和争论的产生，原因之一在于历史体验的不对称和历史资料的不完整，历史学家在平和的环境和心态下全面掌握历史资料，进行分析和考证，就对方观点进行讨论或争论，建立有助于解决问题的分析框架和叙述结构，这些学术性、专业性的工作，无疑也是基础性的工作。

历史共识的获取，如果从参与共同研究的学者开始，扩散到学术界和其他领域的精英，再扩散到公众，将会是较少纷争、较多建设性的途径。在德波教科书合作中，教科书委员会在学术方面的建树往往被忽略，事实上，它在历史读物的编纂方法上有很大的贡献，它将民族国家的历史放在不同民族历史相互关系的前提下、而不是作为欧洲史的基本要素进行叙述。这在历史学方法论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建议书(Recommendations)的最终成功编纂和出版提供了可能。

第三，列出最有争议的论点展开讨论，允许差异和分歧的存在。

尽管有改善彼此关系的强烈愿望，尽管建立了双方参与的共同研究机构，显然，我们不能指望在所有问题上都能达成一致认识，更不能指望双方的分歧在短时间内取得共识，毋宁说，明确表示自己的意见和想法，充分了解对立的观点和立场，将共识和分歧清楚地表达出来，保留暂时无法展开讨论或取得一致意见的问题，是更理智的态度和做法。

历史问题千头万绪，清理出最富有争议性同时也最为关键的“节点”，也就是德国学者所谓的“神经痛点”(“neuralgic points”)，以这些问题为中心展开工作，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德波教科书委员会成立的当年，就设计出了14项建议，不久增加到17项， 1977年该委员会工作结束时，一共提出了26项建议。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在开始之初，就拟定了16个题目(古代史方面7个，近现代史方面9个)，对于近现代史部分，不仅确定了题目，而且还确定了每一题目之下的关键词，双方根据共同的题目和关键词各自撰写研究报告，再进行讨论，寻找双方的共同点，明确双方的分歧点，然后再进行研究。这些题目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无疑就是两国关系中的“神经痛点”，如关于战争性质的判断，关于战争演进的原因，以及战争加害与被害的史实等。

第四，呈现作为多面体的双方关系。

将共同历史研究的对象扩大到自古以来的双边关系，而不局限于双方冲突和战争的历史，将共同研究放在全球背景下展开，而不仅仅局限于两国的历史，是达成共识的有效取径。共同历史研究的时空选择，不但体现出很高的技巧性，而且会影响研究结果。将一段充满仇恨和血泪的历史割取出来单独观察，与把它放在两国关系的长河中与和平合作的时期一起观察，结果显然不会一样。

德国和波兰的教科书合作涵盖双方上千年的历史关系，德国和法国的共同高中历史教科书第1册为《1945年后的欧洲与世界》，另两册处理更早期的历史，叙述对象分别从古代到法国大革命、从法国大革命到二战结束。与此类似，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对象也包括古代史和近现代史两个部分。中日之间曾经有过长期的友好往来的历史，这一事实将有助于人们化解近代史上造成的伤害。

长时段研究提供了时间的坐标，而超越双边关系的区域和全球视角则提供了空间坐标，如果说前者主要从“向后看”获得宽容的话，后者主要从“向前看”取得认同。无论过去发生过什么，我们都要在同一个世界共同生活下去，相互之间的关系只会越来越紧密，仇恨和敌视不会带来幸福，理解和宽容才能和平共存。因此，德法共同历史教科书以欧洲为叙述单位，以世界为背景，而中日历史共同研究也十分强调东亚视角，关注世界历史的走向。就中日历史问题的解决而言，欧洲经验无疑可以提供借鉴，尤其是在研究策略上可以仿效。然而，中日历史问题有更复杂的历史和现实成因，欧洲经验在许多方面是不可复制的，需要参与各方进行创造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