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对基因或DNA还一无所知，所以他的想法十分不同凡响。直到克里克和沃森在50年代破解了DNA分子的共同语言，重新发现了19世纪后期孟德尔关于基因的研究之后，达尔文在百余年前提出的生命皆有共同祖先的预言，才得到了令人信服的证实。

这样看来，灭绝现象没有达尔文想得那么简单。以恐龙为例，如果达尔文关于生物为生存环境而竞争的设想是正确的，那么物种形成的速率将如他所料，与物种的灭绝达到完全的平衡。但是恐龙却在短时间内突然消失了；迄今为止，从未在比马斯特里奇白垩新的地层中发现过恐龙化石。是哺乳动物杀死了恐龙？几乎没有人真的这样想过。当时的哺乳动物都很小，它们的生活环境与霸王龙或角龙之类并不相扰，当然也无力挫败那些庞然大物。

所以我们该探究的是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不是生存竞争。根据化石纪录和动物的选择性繁殖，达尔文深知生物的演化是非常缓慢的。生物个体在生命期限内不能发生大的变化。比如说，一种生物无法因为气候日趋干旱而变成骆驼，只有在经历了许多代的干旱之后，生物才能忍受缺水的环境生存下来，或者形成某种防止失水的功能，并且无法办到的物种拥有某种繁殖的优势。在这一过程中，无疑会有某些生物个体灭绝。因为即使是现实环境中连续发生的缓慢变化，对生物的适应能力而言，也太迅速了。

但是，依事实看来，地质纪录也反映出两种相当不同的演化速率。有一段时间是平静时期；在这一段时间内，大多数物种保持不变，演化形成的新物种与灭绝的物种数量大致达到平衡。但是也有一些时期，物种形成速度极快，或者生物的灭绝更快。这些事件并不是同时发生的。首先，历史上存在着诸如恐龙灭绝那样的大规模生物灭绝事件，然后是一个间歇期。这时期生物按照马尔萨斯的说法，像兔子一样成倍地增长。然后分化形成新的物种。有时演化速度之快，谓之“爆炸”实非夸大其词。

如果我们注意到环境可能与上述生物演化形式有关的变化，那就会发现一种显而易见的有趣联系。快速的环境变化，必将加速生物灭绝的速率，使后者超过物种的形成速度。因为任何生物通过演化而适应环境变化的速度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旧种属的灭绝与新种属形成所引起的竞争风马牛不相及，达尔文却反过来强调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显然是错误的。

有鉴于此，环境变化速率理应处于生物灭绝公式的核心地位。环境变化速率愈快，生物灭绝的速率也愈快。沿着这条线索思考，近一个世纪来，古生物学家四处挖掘所发现的奇珍异兽大规模灭绝，很可能是由环境的剧烈变化引起的。如果有一种灾变能够证明对这种或那种生物灭绝现象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么达尔文的“规律”就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如果我们不能透过鉴定古生物遗骸和现代物种的研究，预言何种生物将幸存，何种生物将灭绝，那么适者生存又有什么意义呢？

预测结果是对适者生存说的最后检验。我们或许可以说，适应能力是判断幸存者的标准，适应能力决定生物个体适应环境的程度。从这个看法，我们甚至可以预言哪一种农作物具备从一场为时短暂的旱灾中幸存下来的能力。但是如果环境发生灾难性变化，我们能不能预言哪一种具备最快的适应能力？即使我们能够猜度未来灾变的情况，又能否预言即将产生的环境情况呢？现在没有食草蛇类的小动物，因为根本不存在食草的蛇类。如果假设有一场灾变使啮齿动物和昆虫急剧减少，我们根据蛇的适应能力，仍难以预言它们能否靠藻类幸存下去，也无法预言经过几代的演化，它们能否有机会创造出一种环境而不致灭绝。

由此可见，适者生存规律可能并没有意义。因为它根据幸存者来定义适应能力，而没有独立的标准作为预言的基础。为一种那么邪恶的学说提供“科学”基础的所谓“自然律”，可能也是伪证。如果大多数物种的灭绝是由灾变引起的，那么决定生物生死存亡的将是机遇而不是优越性。诚然，控制生物演化全部过程的是机遇，而非从劣等种族向优等种族的缓慢长征。可是达尔文的这种演化思想，在维多利亚时代是有口皆碑的，而且已经深深地根植在西方人的思想里。

达尔文的进化论经过大力的传播，逐渐被广泛接受，以至有口皆碑，“被奉为自然规律”。恩格斯曾经将达尔文的进化论与能量守恒和转换定律、细胞学说并称为19世纪的三大发现。马克思也曾经这样评价《物种起源》:“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科学研究的深入，一方面，达尔文学说逐渐被有些人推向极端，成为进行种族扩张、种族灭绝、弱肉强食的恶性竞争的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它本身的理论体系的严密性也受到怀疑。本文就是对进化论提出挑战的代表作。

达尔文学说的没落与新「物种起源」的兴起

「任何虚伪的科学原理都会很快消失而遭人遗忘。但是为什么达尔文学说在经过实地观察与实验，证明它的错误之后，却仍旧能够长期坐享成功的声誉？」

──许靖华（1990年度新当选的中研院院士）

1882年四月十九日，《物种起源》的着者达尔文（C. Darwin）在英国逝世。他所倡议的「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学说（1）在此后的一百年中，由盛行而渐趋没落。到了1983年，美国加州大学的阿亚拉（F.J. Ayala）也出版了一本《物种起源》（2）。这一本仅有14页的小书，虽然也是以达尔文的原着当作开场白，但内容却和达尔文学说完全不同。达尔文的学说可以说是名存实亡了（见图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