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一些地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所受的一元论教育，比起纳粹德国或今日西方世界的新法西斯分子来，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诚然，达尔文不应为那些用他的名义所犯下的历史罪恶负责。用萧伯纳的俏皮话来说，达尔文不过是“巧遇别有用心者”而已。达尔文在临终前已经认识到，他的思想被人滥用了。在《物种起源》一书出版以后，达尔文在给一位同事的信中，曾经语带幽默地说:“我偶尔在曼彻斯特的报纸上读到一篇讽刺短文，文中说我已经证明强权即公理。因此，拿破仑是公理，骗子也是公理。”

尽管如此，每一个人、每一个科学家还是应当问一句:“适者生存说”是否真是一种自然法则？或者进而问一问:这究竟能否称得上科学？

公认检验思想究竟是科学或者纯属空想的办法，就是科学理论必须能接受反证。在一般情况下，应能设计出一种实验、研究计划或观察方案。如果实验或观察结果与某一理论的预测不一致，那么这种理论就应当是错误的。

科学哲学家波珀的检验法曾经驳倒了原创论，但他却不认为适用于进化论。他指出，达尔文主义是解释一种历史过程──地球生命史的尝试。因为历史是无法重演的（例如，我们无法设计一种检验方法来了解罗马王朝垮台的理论原因），所以波珀觉得，试图判别历史真伪的一切努力，都不过是一种判断或信念而已。

但是，确实可以也已经有人用一些检验方法来判定达尔文理论可能有误。其中成功的检验方法是共同祖先假说。

对一种理论最强有力的检验是它的预见性。波珀坚持，一种理论如果只能解释已知的事实，那么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种历史解释而已。波珀无疑是正确的。但什么是科学呢？大多数科学家都认为，一种能够预测尚未观察到现象的理论也是科学。这样的科学理论可以反证。如果预测的事情不可能发生，或者根本不存在，或者结果与理论的预测并不一致，那么这种理论的错误也可以改正。反之，证实预言的新发现若是持续增加，这一理论也就愈益逼近真理。

依照这一个看法，共同祖先现象是科学理论。达尔文设想，人类和猿猴是由一个共同的祖先遗传下来的，这一观点曾使他的许多同代人怒不可遏。当达尔文于1833年首次草草写下他的遗传思想时，还没有发现任何与智人不同的骨骼。因此他的理论即使不致使人瞠目结舌，至少也像神话故事一样离奇。达尔文预言，如果发现此类化石，它们一定会介于猿猴和人类之间。第一个“遗失的环节”发现于达尔文的理论正式发表前两年，即1857年。新发现的智人亚种尼安德特人看上去确实有点像猿猴。当其头骨和部分骨骼首次在波昂的一次德国科学会议上展出时，有人怀疑它不属于真正的人类，也有人认为不过是一种反常现象。然而，地质学家莱伊尔发现，“新观察到的猿人骨骼与正常标准人类结构的差别，并不是一种偶然的或随机的畸形。如果变异法则正合乎进化论者（如达尔文）的要求，那么这种差别是意料中事。”

如果把“实验”一词定义为检验某种假说的过程，那么为了验证某种预测而进行的项目或探索就是一种实验。从发现尼安德特人至今，在欧、美、亚各洲都有过许多对人类和前人类化石“露西”的发现，这些无一例外地都是一种实验。总之，达尔文的预言已经充分被证实了；因为从解剖学的角度而言，每发现一个较老的化石，都愈来愈接近于猿猴。露西代表一种小型的人类，学名称为南方古猿，生存于300万年前，已能像现代人一样直立行走，其头骨骼比较进化。但最近几十年来，已可利用更精密的技术来检验共同祖先的遗传原理。进化透过脱氧核糖核酸的变化，而脱氧核糖核酸又显示了不同种之间在生物化学和形态学方面的区别。组织比较是医师检查捐器官者的血液是否适合病人的一种方法，同时也是一种测度种之间区别的方法。两个种的亲缘关系愈密切，细胞的免疫结构就愈相似。分子生物学不仅可以用来估计种间的相关程度，而且可以用来测度两具种从共同祖先开始分化究竟经历了多久。

免疫分析和分子分析，已经廓清了人类、类人猿和猴子三者之间的关系。黑猩猩是人类的近亲；这两种从700万年以前的共同祖先开始分道扬镳。大猩猩开始从共同祖先分化出去的时间，还要往前推200万年。其他类人猿在时间和亲缘关系上与人类相距更远，更不要说猴子了。

根据达尔文的共同祖先理论，可以推断出一个同样的模式，而且已经在大量生命形式的无数次研究中得到了证实。根据比较解剖学，发现一种两亿年前可能属于温血爬虫类的两足动物，是跫和鸟类的共同祖先，爬虫类和哺乳类之间，则有一种类似于哺乳类的爬虫类兽孔类作为联系的纽带。25000万年前，兽孔类曾主宰地球。

种群之间的联系可以追溯到遥远的远古时代，最后都归结到细菌。细菌是人类至今所知最老的化石，已在30多亿年的古老化石中发现细菌的显微残骸。曾经存在过的所有生命都源于同一种原始生命形式的推想，在DNA中得到了戏剧性的证实。用化学语言来说，各种生物的生命过程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