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解放论”是由这样一个系统发展过来的。从它的源头说，根本就没有任何“解放亚洲”的影子。由于在日本没有得到应有的整肃，所以在年轻一代当中有着很深刻的影响，而且是越来越深刻了。令我们非常吃惊的是，最近日本有个叫做川胜平太的教授正在像明星一般升起，提出所谓“海洋的日本文明论”蛊惑人心。在1997年11月出版的《文明的海洋史观》中，他把结尾的一章的标题设置为“21世纪日本国土的构想”，并画了一个图，在西太平洋，从日本列岛出发，经由朝鲜半岛、中国松辽平原、华北东侧、北京、天津、渤海湾、山东、江苏、上海、浙江、安徽、湖北、湖南、广东、福建、台湾、广西东侧、海南岛、香港，囊括黄海、东海与南海全境，东进菲律宾，南进越南、柬埔寨、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一直到澳大利亚北端，他画了一个半月形，并把它称之为“丰饶的半月图”，就是美丽的日本的“平原之岛”。这个“21世纪日本国土的构想”是一个及其严重的警告，引起了我们的震惊。地图和话语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这张地图就是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全境图。当然我想，像川胜平太这样的人不会很多的。但出版社出的书，电视台请他制作专题，要宣传就会有人相信，相信21世纪日本的领土会是这个样子。

第三种变异观念是明显生长的“文化优越论”。日本的文明是一个混合的文明，现在日本的一些知识分子在努力摆脱这个说法。他们认为，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和政治大国，他的文化大国的形态应该是“纯粹的日本文明论”。他们想了很多办法，从福泽谕吉开始提出“脱亚入欧”。也就是说虽然地理上分不开，但观念上要和中国、朝鲜告别了，虽然以前是分不开的，以后分开好了。我觉得福泽谕吉还是有点现实精神的，因为他承认以前是分不开的。可发展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川胜平太为核心，以政策大学院大学的明石隆这样一些教授为呼应，却提出“海洋的日本文明论” （Concept of Oceanic Japanese Civilization）。

1995年，当时在早稻田大学任职的、现在在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任职的川胜平太，在《早稻田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刊出《文明の海洋史观》，1996年他出版了《海から見た歴史》（从海洋观察历史）（東京藤原書店刊）一书。1997年川胜平太在日本具有“国家电视”性质的NHK以“人间讲座”的形式，连续三个月讲授“近代はアジアの海から”（近代起源于亚洲的海洋），同年，中央公论社出版了川胜平太的《文明の海洋史观》，从而在20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揭起了“日本的海洋文明论 ”的旗帜。

2000年9月现任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副学长的白石隆，由中央公论社出版了他的《海の帝国 アジアをどう考えるか》（海洋帝国：如何思考亚洲）一书，以呼应川胜平太教授的“海洋的日本文明论”。2001年川胜平太又出版了《海洋連邦論》（东京PHP研究所刊）一书， 此后，2003年，川胜平太又和东京大学教授滨下武志合编了《海と資本主義》（東洋経済新報社刊）。日本学术界在较为宽阔的层面上彼此呼应。于是“海洋的日本文明论”终于形成极为时尚的“学术”潮流。在当今日本社会愈来愈拥有自己的市场。

那么，川胜平太各位所提倡的所谓“海洋的日本文明论”包含什么样的内容呢？

依据川胜平太的阐述，“海洋的日本文明论”的核心观念认为，所谓（古代）“文明”和“帝国”，本来都是以“大陆世界”为舞台诞生的，但是，“大陆世界”代表的则是“农业文明”，是已经“过去了的时代”，而“近代国家”则是从“海域世界”产生的。

这一说法本来是没有什么新鲜的，它不过是欧洲近代“资本主义帝国”主流文明史观的翻版。欧洲人说，由于16世纪欧洲人的“大航海”，开拓了世界史上“近代文明时代”来临；当然，对于中国而言，其实也包括日本在内，所谓“大航海”的开始，则便是预示着欧洲资本主义对亚洲、非洲、大洋洲、以及加勒比海地区和南美洲的世界性的殖民地时代的来临。

现在，川胜平太诸位先生，在21世纪来临的时候，在他们对“日本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的考察中，重新拣起“欧洲帝国的文明史观”的话语，提出了所谓“近代国家”是从“海域世界”产生的这一观念，并不是为了帮助我们回忆17世纪以来痛苦的世界历史，而恰恰相反，他们需要暗示我们：正如世界的近代是从欧洲的海洋航行开始的，“亚洲的近代文明”也是从“海域世界”产生的。他们强调“海域世界”就是亚洲近代文明的“引路人”，就是亚洲近代文明的“标尺”。那么，谁是“海域世界”呢？这就是“海洋的文明论”的最基本的出发点和归结点。川胜平太、白石隆等等告诉我们，所谓亚洲的海洋世界，当然就是“日本”！

白石隆在《海の帝国：アジアをどう考えるか》中提出了一个几乎令所有的正常人匪夷所思的问题：“日本究竟是不是属于亚洲？”白石隆问道：我们现在说的“日本”，“究竟是亚洲中的日本呢，还是与亚洲并列的日本？” 他又说道，“大陆亚洲”是农民与乡绅的亚洲，是农本主义的亚洲，中国至今还维持着这种反“海洋亚洲”的生存秩序，因此，“海洋亚洲”是中国以外的亚洲。[1]

“海洋的日本文明论”为了论证他们的这一观点，张扬起所谓的“世界史”作为这一理论的“文化语境”。他们煞有介事地说：假如说，两千年老欧洲的历史是摆脱“伊斯兰化”的“脱亚”的历史的话，那么，两千年来日本的历史就是摆脱“中国化”的“脱亚”的历史。

这是一个关系到“日本的海洋文明论”生死存亡的至关重要的命题。设置这一命题的最基本的意义便在于试图引导人们从根本上“重新认识东亚文明史”的所谓“事实”。他们为了“证明”他们意念中的所谓两千年的日本历史，就是不断地摆脱“中国化”的历史，于是，就提出了所谓“两千年的欧洲的历史，就是摆脱‘伊斯兰化’的历史”的这样一个虚假的伪命题作为比照，从而妄图把“日本的海洋文明论”安置在他们虚构整个欧亚文明史的“全球框架”之中。

我们如果把这些命题结合起来考察，那么，依照这些“海洋的日本文明论”者的说法，两千年来的欧亚大陆的历史，就是整个对抗“伊斯兰”和“中国”的历史；两千年来欧亚大陆的文明，就是在对抗“伊斯兰文明”和“中国文明”的过程中形成的。由此而引出的必然的结论则就是“伊斯兰”和“中国”，以及“伊斯兰文明”和“中国文明”就是“欧亚文明”的“对立面”。

问题已经非常的清楚，所谓“日本的海洋文明论”，就是一种试图从文明史上重新对“日本”进行世界性定位的“文明史观”。这种“文明史观”以强烈的民族沙文主义的“绝对优越感”为基本宗旨，完全抹杀两千年来的“东亚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真实，虚构日本文明脱离接受亚洲大陆文明滋养的基本事实，制造“孤岛文明”的虚假幻影，扭曲日本国民和世界民众关于“东亚文明构建”的心理认知的状态。

从根本上说，这样的“文明史观念”是当前日本学术界一群极端保守主义的文化人针对人类文明特别是针对中国文明的一种挑战性宣言。它所显示的“现实政治价值”就是要在日中历史关系和现实关系中不仅推行“疏远感”，而且试图制造“了断论”。它构成为当前日本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种文化基础。

我以为，这是在未来中日关系中非常具有破坏力的一种理论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