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期，日本老兵史东郎揭发了日本军队在南京犯下的罪恶，对于他的揭发与忏悔，中国人民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是，我们的新闻媒体把史东郎的忏悔称之为“第一个日本侵略军人的忏悔”，显然与历史事实不相一致。在此之前30多年，藤田茂、远藤三郎等这样一批日本的战犯，从将校军官到一般士兵，已经有过自己的忏悔的表述。

2、现在争论最多的，则是中国政府从中日两国最深远的战略意义考虑，从未来远东发展的最长远战略着笔，正式表示放弃政府间的战争赔款。根据远东军事法庭的计算，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日本对中国的15年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800到1000亿美元左右，间接的经济损失在2000亿到4000亿美元左右。两两相加将近5000亿美元。1946年日本的外汇结算只剩下20亿美元，以它库存的20亿美元，要向中国赔偿5000亿美元，假如说以每年赔偿10亿美元来计算，需要500年才能基本偿清对中国的债务。按照这个计算办法，日本这个国家五年之内在经济上就会解体。中国政府从整个东亚地区的战略考虑，在确保日本民族生存的条件之下，宣布放弃了战争赔款。这件事情在今天引起了很多的议论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其中有人说，因为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对日本可能的赔款“分钱不均”，所以就主张干脆不要，这一说法不过是当代人生活的有趣经验的表现罢了。如果站在远东的战略位置上考虑，我想这些战略家们所做出的行动是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的。这些战略意义的支点在哪儿呢？凭我粗浅的体验，我认为这是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处置德国的历史教训，就远东格局乃至整个世界格局来说，保持日本这个国家的生存条件和保持其民族的完整性，对稳定东亚乃至世界的长久的和平是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的。1965年5月31日，中国政府代表赵安博先生会见日本议员宇都宫德马时有这样的表述：“中国不想靠别国的赔偿进行建设，像第一次世界的战败德国那样支付巨额战争赔偿对和平是有害的。让没有战争责任的一代支付赔偿是不合理的……”中国国家这一具有伟大战略意义的决策并不能为一般的国民所思索和认识，但在60年间世界格局的巨大运动中却事实上显现了巨大的历史价值。

我以为正是由于上述这样的复杂的多层面原因，促成了日本在战后20年原罪和反省的中国观念。那么这种原罪和反省的中国观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我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种是他们的原罪意识，他们承认自己是有罪恶的；一种是谢恩意识，感谢中国保存了他们的民族；还有一种是追求的意识，即以新中国为日本未来的榜样。这三种意识是互相融合在一起。

上面说到的竹内实教授在1953年随日本轮船“黑潮丸”护送在日本殉难的中国工人的衣物回国，担任随船翻译。在天津大沽码头，中国廖承志先生讲话，竹内实担任翻译，他涕泪满面，以致无法工作。当时的中国，对日本的这一代人来说，既是沉重的，又是炙热的。它是新生、和平、人道的象征，是神圣的形象。现在早稻田大学的一位老教授是我的老朋友，她在50年代中期第一次历尽千难万险从香港取道来到中国。她告诉我说，在当时日记上她写道：“啊，这是自由的国度，神圣的国度！我实现了我的目标——到中国去！我要实现我的追求——创造一个如中国这般自由幸福的日本！”我们在今天作为一个中国人读起来还是很感动。

反省中的日本知识分子，表现了可贵的觉醒，实藤惠秀先生在1960年把当年从中国强行取走的文献书籍归还了中国。他自己写道：“日本侵略军以查禁‘危险文书’为借口，从中国沦陷区各大学抢走大批图书杂志，运回日本……我以整理为名，接受了一些资料。今日细想起来，真是无法无天的罪行啊！”他于1960年访问中国，他说：“我把自己从中国用不正当手段拿走的40余册图书送还中国。中国方面由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先生接受。当时，我全身出了冷汗。”（实藤惠秀《日本中国留学生史》）。

这些都是很伟大的举动，它向中日两国的国民，也是向世界显示了怀抱有正义感的日本知识分子的真诚忏悔的良心。

所有这些都表示在战后的最初20年间，两国国民的心灵正在逐渐沟通，日本民族中具有良心觉悟的社会阶层正与中国人民一起努力推进日中友好，在当时美苏对立的险峻的“冷战”格局中，中国艰难地创造了东亚的和平，并增进了中国在世界的地位。

这样一种由民间发生的对中国的“原罪与反省”的中国观，在日本的各种政治势力中也产生了实际的回响。1954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周年，当时云集北京的日本众议院和参议院议员就有近40位 ，比日本国会内一个委员会的成员还要多。他们中有在参加了斯德哥尔摩世界和平大会绕道苏联来访的“日本议员团”，成员包括当时改进党成员樱内义雄、園田直、松浦周太郎，自由党的西村直己，劳农党的黑田寿男，共产党的须藤五郎，右派社会党的今澄勇；还有从香港入境的“日本各党派知名人士议员访华团”，包括自由民主党山口喜久一郎、小川平三、宇都宫德马，左派社会党铃木茂三郎、佐佐木更三，右派社会党河野密等人。

如此众多的日本政治家和社会知名人士聚集北京，表现了新中国的强大的吸引力，也表明了寻求“日中友好”在当时日本的多层面中成为无法抵御的潮流。在这些人士中，如圆田直后来成为福田内阁的外务大臣，在1974年与中国合作完成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宇都宫德马长期担任“日中友好协会”会长；黑田寿男、樱内义雄等，一直是强有力地主张日中友好的上层政治力量的中流砥柱。

当然，这并不表示在日本国内就没有敌视中国的势力了，只是当时在强大的民主民族运动下，这种战争残余势力被压抑下去了，而没有被显现出来。所以虽然当时国家之间并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可是民间友好的渠道却是越来越宽阔了。1972年中日之间建立正常邦交的时候，周恩来总理说道：“这基本上是由于两国在民间的友好运动而推动和获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