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第二个时代，从1966年开始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是一个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社会运动，而且对于世界民主运动所产生的影响和随之而带来的打击是无可比拟的。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和这么多人口经历了这样整整十年的运动开始改变了日本人对中国的一些基本的看法。在这样一场文化运动中，日本知识界主流的反省和原罪的中国观逐渐开始分裂。

我把这一时期的观念称为“‘文革’的中国观”。文化大革命对日本社会的冲击是非常大的，由前20年间中日民间友好运动造成的巨大惯性迫使日本知识界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评价。今天假如我们做一个形而上的分析，也就是做一个绝对性的分析，无非就是两种观念。一种人赞成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一种人反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按照我们通常的逻辑认为，赞成文化大革命的观点是错误的，而不赞成的那种人很可能是深谋远虑的，或者思想境界是很高的。这一阶段中的“日本人的中国观”，我以为不能以我们现在关于“文化革命”的判断的立场作为评判他们的标准，而应该以“日本”自身的“文化语境”作为考察的基本点，实际情况则是非常复杂的。

依据我的观察和体验，赞成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人主要是三个层面的。

第一个层面的人是在理论上信仰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是充满了信仰的。注意我说的不是一般的友好而是一种信仰，是一种“中国信仰”。这样一些知识分子在年轻的时代就是在日本以及世界其他地区从事马克思主义的运动，他们曾经为马克思主义理想在国内和国外坚持过抗争或进行过斗争。但是他们没有在日本实现马克思主义，却在中国看见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的诞生，所以他们认为中国就是马克思主义成功的实例，所以就幻化成认为中国的一切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表现。然而他们没能了解中国历史的复杂性，也没有能够了解中国革命进程的复杂性。他们向往中国的道路却没有能够完全理解中国的道路。我所尊敬的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教授，他是日本杰出的历史学家，他的一生是极其伟大的，他刚刚去世不久。在钓鱼岛问题上，他是第一站出来公开主张“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直到2003年去世始终坚持认为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他经常收到子弹、刺刀这样一些东西，但他还是坚持认为历史的基本事实。他年轻时代就追随马克思主义，他把新中国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象征。所以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欢欣鼓舞，他认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运动是为了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是在亚洲地区最重大的示范。他是抱着一种真诚的、善良的心来理解中国的事务的。周恩来总理曾经先后14次接见他。这些人对于中国的执著，不免妨碍了他们更加深刻地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他们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在日本受到很多的谴责，我真的为他们很难过。

第二个层面是有不少日本知识分子相信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从自己生存的实际情况出发而产生的思想情绪。例如很多日本人对自己生存的现实和日本的教育制度不满。他们从自己的状况出发，从中国的革命中看到了很多新鲜的因素。我认识的一位非常有名的日本老先生，在1974年的时候他对我说：“我听说你们的教育革命很有意思。你们把学生全部集中在学校里，每天晚上11点要熄灯睡觉，每天早上6点钟起来跑步。多么健康的年轻一代呀！而我们的学生晚上不睡觉，早晨不起来，是烂掉的一代！”他不明白中国的“教育革命”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他从外观上看，觉得这样的训练充满了朝气，是健康的一代。像他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本身，所以觉得中国文化大革命是很有意义和价值的。

第三个层面，我们看到，在日本支持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人中，有一少部分极端的个人集团者，是投机取巧者和谋取私利的集团。这是日本人中的政治投机分子。他们知道依附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身上会有好处，于是他们就组织各种各样的社团或者莫名其妙的党派发表声明来支持中国文化大革命。比如在我们的《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什么“日本劳动党声明：日本劳动党全党坚决支持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个劳动党在日本什么地方呢？这个劳动党就是六七个人组织起来的，还不如我们的一个“战斗队”。他们发表声明，而我们的《人民日报》也刊登他们的声明。因为当时的中国“领导集团”也需要获得全世界的支持。这是一种政治投机。我们常在报纸上读到日本的一个什么团体声明支持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你仔细去调查一下就会发现它是一个很小的、没有根基的、是希图利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来造就他们自身力量的投机取巧式的小集团。

当时也有相当的人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而且这种反对在后期是越来越强大的。我想他们也有各种各样的情况。

第一种反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是一些执著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或文化人。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非常尊敬非常喜欢。当他们看到文化大革命是以传统文化为革命的目标，是以打倒文化为幌子的，他们感到非常不理解，而且感到非常反感和愤怒。1974年12月1日，京都大学举行一个学术报告会，报告人是日本研究中国学的巨擘，著名的吉川幸次郎先生。他当时担任日本外务省顾问、京都大学名誉教授、日本艺术院院士、东方学会会长。他报告的题目是《物茂卿与其他日本先哲对中国诸子的研究——日本江户时代的儒法思想斗争》，他以讲述日本江户时代儒法思想斗争为由头，批评中国对于孔子和对于儒学的批判。 他一上台就拿了一本书挥一挥，这本叫做《论语新注》。他说这本书是他做的，已经印了16次3万本了，一次一次重印说明有很多日本人在读它。他说“一个日本人可能不了解中国，可是他读了孔子，读了鲁迅就了解中国了”。我想他对中国充满了激情，只见他把书又挥了挥，把我叫了起来，他说这本书我送给你了。各位要知道这是非常危险的举动。在中国正在进行“批林批孔”的高潮中，一个外国人在公开的场合向一个中国人赠送一本中国要批判的最高的代表《论语》，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啊。当时我有点害怕了，但我还是思路清晰的，硬着头皮把这本书收了下来，当天晚上打电话给我们大使馆的文化参赞李连庆先生，他是个非常豁达的人，让我把这本书送到北大图书馆，现在这本《论语新注》还在北大图书馆保存着哩。吉川幸次郎在这个讲话里面，尽情地嘲笑了中国进行的“批林批孔”。我想吉川幸次郎因为执著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由此而对这场“革命”很反感，有相当一批日本学者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