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层面上对中国文化大革命持批评态度的是一些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况比较了解的学者。他们在自身的生存过程中，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有很多的把握。所以，他们认为这个革命是假借文化而进行的一场政治革命，而在革命进程中间对中国的很多优秀学者和知识分子以政治的罪名进行迫害。比如说竹内实先生，他在报纸上写文章说：“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红卫兵要打倒资产阶级，这或许是对的，可为什么却要从肉体上消灭作为共产党人的像翦伯赞这样一些对中国民族非常忠诚的学者呢？”他说：“我看到各地红卫兵乱纷纷，背后有各种势力的支持，我担心中国会像北洋军阀时代那样分裂吧？”在这种深刻的思考当中，他们对中国文化大革命持批评态度。当时的中国统治阶层对他们也采取了很严厉的制裁。

第三种状态来自对中国的革命精神感到恐惧的日本人。日本长期以来在某些阶层对中国有一种恐惧感，一方面他们觉得自己非常有实力，但另一方面在骨子里知道自己不过是亚洲东部的一个小国。他们觉得一个强大的中国必然会对他们造成威胁。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以非常“革命”的姿态，把自己作为全世界革命圣地表现出来，这些日本人就有一种非常恐惧的感觉。有一位日本先生跟我说，他看见毛主席检阅红卫兵，一卡车一卡车的红卫兵经过天安门广场，挥动着毛主席的语录，喊着震耳欲聋的口号，感到自己头昏脑涨，万分恐惧。他确实有一种非常可怕的心理感觉。他们对中国有一种神经质的感觉，老觉得强大的中国对他们构成危险，所以对中国总是保持一种不赞成的态度。在文化大革命中间，他们虽然看到的不是中国的经济力量强大，而是政治力量的强大，但这种强大的政治形象让他们感到害怕。现在，他们又对强大的经济力量感到害怕了。

第四种反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力量是一些长期敌视中国的日本人。比如“青岚会”，由日本的国会议员们组成。这些人不是因为中国有了文化大革命他们才反对中国，而是因为大革命发生在中国他们才反对，他们对于中国发生的任何事情都要非议，加以反对抨击。他们是一批敌视中国的“职业反华”者，对中国长期以来心怀不满，在这个层面上，积聚着很多后来膨胀发展成为具有日本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以及日本皇国国家观念的分子。

第五种是从完全不同的层面上展开的。我们知道日本共产党是坚决反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这有着他们特殊的原因。

三

“文革”以后日本人的中国观就进入到第三个时代，到现在也将近有30年左右的时间了。“文革”以后日本的中国观呈现一种非常复杂的状态，我称它为“变异的中国观”。是什么促使日本人从70年代后期到现在30年之间观念发生很大变化呢？

按照比较文化的理论，则是“文化语境”发生了变化，生存条件发生了变化，东亚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格局发生了变化。

第一，从1964年日本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以后，这个国家的国力有了重大提升。这个时间，正好与中国发动“文化大革命”相前后。在20年中日本经济力量逐渐发展成为亚洲最强大的国家。一个曾经面临快要崩溃的民族，以20年的时间变成了亚洲经济最强的国家，他们在经济力量上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而在科学技术层面上也有了很大的提升。从1949年京都大学教授汤川秀树先生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以来，日本连续获得物理学、化学、生物化学、医学和和平奖的12个诺贝尔奖。科学昌明的思想、科学领先的思想也急剧上升，这对于日本国民的精神形态有重大的刺激。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期左右，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有了明显的成长。

第二，随着国内力量的提升，强化了日本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尽管日本这个国家在东亚国家中的名声不很好，但是在整个国际事务方面却有某种不可替代的作用。到今天为止，所谓世界七国首脑会议，亚洲只有日本作为世界七大强国之一参加了。这种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促使大国主义感情由复苏到迅速膨胀和急剧上升。

第三，70年代中期之后，日本无论在地方政治的层面中，还是在国家政治的层面中，保守中庸的势力有很大的增长。假如我们把“自主党”作为一个保守的联盟，从1958年到1974年间，它在议会的得票率呈现下降趋势，而1975年以后，却上涨看好。依据《朝日新闻》的材料，自民党在众议院的席位比率是这样的：

1976年为 41.8%， 1979年为 44.6%，1980年为 47.9%， 1986年为49.4%。

从世界各国文明的进程来看，国民年收入愈多，保守党得到的支持就愈多。美国的情况也表明了这一特征，而7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中产阶级已经成为社会中的“中央集团”。同时，在历史自然的进程中间，随着战后代际更替，新的两代人在一种既传统又西化的教育环境当中丧失了历史的记忆，在幻觉中间提纯日本的文化，在民族意识中开始形成一种错位的大国文化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