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6种“文化语境状态”的静止只是相对的，能动则是绝对的，所以，从自然辩证法的立场上说，日本人对中国的观念属于“能量不守衡”定律，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量变”与“质变”交替进行的运动过程，对于战后日本的中国观念，我以为大致可以分成三个时代加以考察：

第一个时代是从日本战败到中国文化大革命，也就是大概从1945年到1966年这20年左右；

第二个时代是文化大革命的10年，即从1966年到1976年；

第三个时代，则是从1976年“文革”之后，也就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现在，也就是30年左右的时期。

每个时代又可以分出很多阶段来，这里我所谈论的是我所体验到和观察到的这三个时代中日本社会占主流地位中国观。日本社会像其他社会一样，是立体的，多层面的，每一个日本人都可以有一种对中国的看法，我想讲的是这些时期中主流层面上的那些中国观念。

一

第一个时代从1945年到1967年这20年间，日本社会中所表现的“反省的和原罪的中国观念”有相当强烈的层面。这主要表现为这个民族中以知识分子主流为代表的社会群体对于战争中罪恶的反省和追究。

在战后的最初的20年间，日本知识界主流为什么会形成原罪的和反省的中国观呢？

第一个原因是日本发动了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侵略战争。这场战争是以日本的溃败而告终的。战争对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其惨重的后果，同时对日本国土和国民本身也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日本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已经面临着崩溃和灭亡的边界了。

美国军队从1943年开始对日本国土进行持续的轰炸，到了1945年日本投降的时候，日本有119个城市几乎已经被夷为废墟了。比如像我生活过的名古屋市和仙台市。当时除了火车站附近以外，整个城市都被夷为平地。1946年日本的钢产量为80万吨，相当于1941年的15%；煤产量是6330万吨，相当于1941年的21%；石油的库存量为494万桶，是1941年的10%。全国当时除了空气是可以自由供给的以外，完全实行了配给制度，每天每个日本人的粮食为290克，其中40%为豆类。他们生存在这样一个已经完全破败的环境之中。从1945年底开始到1946年，日本在海外的即在中国的、东南亚的溃败的军队，有360万人正在返回国内，随军家属也有350万人，而国内有400万人曾经从事军事工业生产，现在全部被停止了，他们被抛掷到社会上。日本本土当时尚有驻守的军队和警察250万人也被盟军解散，总加起来大约有1800万人左右立时变得无家可归。30年代的日本有将近6000万人，减去战争中死掉的一部分人，这时候共有大约5300万人，其中有1800万人流浪在这样一块狭小的土地上。当时他们的条件极为困难，大学教授在马路上捡拾垃圾，大学生们在美国军营的边上捡美国人吃剩的罐头，然后用几十个罐头刮出里面的残羹，放上水在火上煮，半罐头的杂物要吃上几天。公园里到处挂着醒目的标语：“禁止自杀”。因为遍地都是没有办法活下去的人。正是在这样一种生存几乎毁灭、民族遭到严重摧残的情况之下，生存的实际状况推动了一部分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日本人开始诅咒战争，开始意识到自己身负着一种历史的罪恶，开始进入到反省的层面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