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原因是在自己民族陷入如此溃败状态中的时候，原先在战争时期流亡在国外的反战的民主人士开始回聚到本土上来。日本在法西斯主义专政日益严重和残酷的过程中，一部分反战的民主人士被投入了监狱，一部分人就流亡到了世界各地，其中有相当部分到了中国，比如说以野坂参三为首的民主人士就生活在中国的解放区。战争结束后，流亡国外的民主人士开始回国，而囚禁在国内保住性命的那些民主人士也得以释放。

日本是亚洲地区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国家。“communisim” 、“socialisim”在我们汉语说成“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这些词汇都是从日本语的汉字组合中引入的。毛泽东主席多次讲到河上肇这样著名的经济学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京都大学这样著名的大学中长期开设有《资本论》讲座。当时剧作家坂本胜还把《资本论》编成了17幕的戏剧。虽然没有多少人能看懂，但是能够把《资本论》这样一部揭示资本主义生存与运作原理的巨著做成戏剧，在舞台上演，我们就足以知道，那个时候的日本曾经有过一段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时代。日本共产党也曾经有过相当活跃的时期，随着军国主义的发展和国家政权日益法西斯化，共产党分裂了。一部分人转向了，一部分人流亡海外，一部分人入狱了。这个时候，流亡在国外的人士和出狱的民主人士结合起来，日本国内的反省思潮逐步有了领导的力量。

第三个原因是从1947年起，激进的民主人士开始在日本社会上重新传播社会革新的舆论。1952年日本出版的《国民文库》，总共有114种著作，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有20种，列宁的著作有22种，斯大林的著作有15种，毛泽东的著作有9种，刘少奇的著作有2种，此外还有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胡乔木、胡华等等的著作加起来一共71种，占114种著作中的62%。马克思主义系统的著作 在50年代初期，作为《国民文库》，被强有力的社会激进派所推进，对他们的国民思想产生了相当的影响。除了这些理论著作以外，当时社会上开始流行起中国的“人民文艺”。何谓中国的“人民文艺”呢？按照1959年12月日本出版的《现代中国学》词典的解释，所谓“人民文艺”指的是现代抗日战争中，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成长起来的人民文学。到1956年为止，日本翻译出版的中国的人民文艺，比如说有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冯雪峰的《回忆鲁迅》、老舍的《四世同堂》、叶圣陶的《芳儿的礼物》、柳青的《铜墙铁壁》、孔厥和袁静的《抗日自卫队》、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等等。还有《太阳照在桑幹河上》、《白求恩大夫》、《八路军》、《东洋鬼军败亡记》（此即马烽的《吕梁英雄传》）、《新中国短篇小说选》、《中国解放区诗集》等等。（关于人民文艺在日本的传播，可参见我和王晓平先生写的《中国文学在日本》这本书）这样一些强有力的社会科学著作和人民文艺在日本流行，创造了特定的社会舆论和思想氛围，使日本国民获得了一种新的精神和思想，促进了他们观念的变化。竹内实先生告诉我说，“1949年我从京都大学毕业，从这些著作中看到了中国的另一面，看到了光明的中国，受到很大的鼓舞。”1952年的五一劳动节，上万青年学生和爱国者在东京的皇宫广场前示威，要求日本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示威的群众向警察扔了汽油瓶、燃烧弹等。这就是当时震动世界的“May Day 事件”。竹内实说：“我参加了游行，看见了当时的现实，加上我从‘人民文艺’中得到的启示。游行回来，我参加了日本共产党。”他自己也开始从事中国人民文艺的翻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第四个原因是，促使日本人形成原罪心理的还有中国政府在战后采取的对日本的两项重大政策。虽然现在我国国民中间对当时采取的这些政策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在当时，从远东发展的历史来看，这两项政策是具有战略性意义的，是高瞻远瞩的：

1、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日本军国主义的重大战犯实行了惩罚和教育相结合的方针。

日本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核心成员，他们都是罪恶累累，其中罪行特别巨大的必须判处死刑。我国政府在远东军事法庭和国内军事法庭上都是遵守这样一个基本原则的。在我国军事法庭上，对其中大部分成员放下屠刀之后，只要表示悔改之心，也坚持以教育为重的原则。1956年6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法庭对 17 名战争罪犯依罪量刑；同年6月21日，又宣布对 335 名日本战争罪犯认定罪行；接着在同年的6月到8月，分批宣布，中国政府本着最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对1017 名已经认罪的日本战犯予以特赦，遣返回国。这个举动在东亚地区和整个世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今天来看，可能很多人会对这样一个处置提出各种各样的异议。但对当时促进日本的反省和原罪是起了相当的积极作用的。这样一些旧军人在回国以后，其中有不少人公开忏悔自己的战争罪行。藤田茂是一个战争罪犯，被我国军事法庭判处18年徒刑，后来以特赦的方式遣返回国。他回国以后，组织“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提出“揭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是日中友好运动的起点”。他自己向记者熊泽京次郎讲述了他所指挥的第59军团在中国土地上所犯下的各种各样的罪行。提出“加害者としての記録の必要性”（记录加害者的经历是必要的）。书里面详细记录了他的部队是如何虐杀中国民众的，同时也表达了他的忏悔之情。熊泽京次郎以《天皇的军队》为名，向世界揭示了“天皇军队”的真面目。1974年秋天经周恩来总理批示，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访日团”6人访问了日本8个城市14所大学，我是其中的成员，“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提供了许多真诚的支援，受到我国驻日本大使馆高度的评价（当时的大使是陈楚先生）。1975年9月藤田茂组织了“日本旧军人访华团”访问中国，周恩来总理在重病中接见了这些日本旧军人。9月30日，他们还访问了北京大学，看望了“访日团”的成员。50年代同时被特赦的还有一名叫远藤三郎的日本陆军中将，他在1956年被释放后同年底就申请访问中国，毛泽东主席接见了他，他把一把日本军刀亲手交给了毛主席，表示日本军人从此永远不再和中国打仗了。毛主席在接受了他的军刀以后，送了他一幅齐白石先生的原作，上面有毛主席的亲笔题词“承远藤三郎先生惠赠珍物，无以为答，谨以齐白石画一幅为赠”。远藤三郎回国后于当年写了一本书，叫做《旧军人所见之中共——新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的实际状况》。1972年远藤三郎再一次以“日中友好旧军人之会”会长的身份访问中国，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他回去又写了一本书，叫做《日中十五年战争和我》，里面讲了他是怎么样作为一个将军级的人物参与了十五年的侵华战争的，反省他本人和他的军队在对华战争中的罪恶。这无疑是具有重大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