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七七事变”后，周作人没有南下而留在北平并最终落水出任伪职一事的原因，周作人自己及相关人等，都给出了不同说法，这一点人们都耳熟能详了，不用细表。但个中真相却谁也说不清，至今也没有个大家都认同的结论。不过官方的评价似乎还是汉奸，这一顶帽子想拿下来也难。1937年后周作人留在北平，这件事中羽太信子扮演了什么角色，我也没有见过专门讨论此事的文章。估计一是不好写，一是当事者多三缄其口，一是这事本身并不重要，所以人们也就不去关注了。如果考虑到羽太信子在促成他们兄弟反目中的重要作用，也就可以想象得出她对周作人当年决定去留的影响了。其实，从鲁迅和鲁迅母亲及朱安搬出八道湾以后，八道湾的实际主人就已经是羽太了，鲁迅其时就说过，八道湾就剩下一个中国人了。虽然鲁迅搬走以后，周建人又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但不久也去了上海。这样，周作人实际上已经处于日本人（羽太信子和她的娘家人）的包围之中。加上羽太信子泼悍的性格，周作人无论生活上、还是精神上恐怕都要受制于她吧。许多人喜欢从更深层的原因分析周作人的留平与落水，我倒更愿意相信羽太信子的直接而巨大的作用。

羽太信子不仅对自己丈夫的人生道路有着负面的影响，她对自己的妹妹芳子（也就是周建人的妻子）的成长也没有起到好作用。俞芳引述鲁迅母亲的话说，芳子长年和信子在一起，受信子影响很大，比如，贪图享受，爱虚荣，怕过艰苦的生活，对周建人不够体贴，不太近人情等等。

以上说的羽太信子基本上是一个灰色的，甚至是不光彩的形象。但也有一些人的文章记述了她的生活的另一面。鲁迅母亲说信子勤劳好学，有上进心。她对鲁迅母亲的照顾也不能说不上心，比如，鲁迅母亲有肾炎，需要吃西瓜，为了让她在冬天也能吃到西瓜，信子就想出了煎熬西瓜膏冬天保存的办法。这让老人家很满意。信子对周作人和孩子们的照顾也周到得很。另外，徐淦《忘年交琐记》长文中专有一节记羽太信子。徐文说:“上街采办，下厨做饭，扫地抹桌，洗洗刷刷，全由羽太信子里里外外操劳不停。她完全是日本型的贤妻良母，鞠躬如也，低声碎步，温良恭俭让，又极象绍兴的老式妇女，使我一点也看不出从前知堂当教授，做伪官领高薪时她会变成阔太太，如今过苦日子才变成这样勤劳朴素。”文洁若先生在《晚年的周作人》文章中，记了羽太信子的两个小细节，很能说明一点什么。其一，“周作人的日籍妻子羽太信子生前，每餐必先在牌位（周氏兄弟母亲鲁老太太、周作人女儿若子、周建人儿子丰三的牌位）前供上饭食，然后全家人才用膳。”其二，“羽太信子病笃说胡话时，讲的居然是绍兴话，而不是日语，这使周作人大为感动。”这第二个细节是文先生听来的，她自己并未亲见。而据徐淦记述，羽太信子是“说不上几句像样的绍兴话”的。如果文先生记载的这第二个细节可信的话，倒真是让人感慨的。

总的来讲，羽太信子只是一个普通的日本女人，她因为嫁了一个有大才、有大名的丈夫而为世人所知。她又因为身处一个夫妻各自所属民族国家之间激烈争战的时代，而身不由己地多多少少地卷入了。这种民族国家之间不正常关系对个体的影响体现在她身上，就是她的丈夫在民族大节上的首鼠两端、进退失据，终于堕入魔道，也使她在战争之后的生活受到连累。设若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中，她也许能够平平静静地、更感幸福地走过一生吧。不过，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要是要求她在当年那样的历史关口，敦促自己的丈夫离开北平南下救亡也是不现实的，也是苛求她了。更何况她的见识、她的民族属性也使她不能这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