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他们兄弟太软弱了吗？以鲁迅坚硬的性格，他本是无法容忍，可这都是周家的家事、家丑。面对这样不讲理的弟媳，他又能怎样？他只是太过疼爱自己这位颇有才华的二弟。便是为二弟着想，他也只有忍。

这位“读书多而不明理”的二弟，有时实在窝囊。一次夫妇争吵，结果信子是歇斯底里症大发作，二弟的小舅子、小姨子指着他破口大骂，他却只会“发愣”。从此，他不敢再有丝毫冒犯，相反，他却受到百般的欺凌虐待，甚至被拉到日本使馆去讲话。对此，鲁迅也只能恨铁不成钢地埋怨二弟一句“真昏”罢了。

鲁迅还记得，1923年7月19日上午，在没有任何征兆的前提下，昏昏的二弟突然给他递交了一封信，要他“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但没有说出任何可以让人弄得明白的理由。他想问个明白，“后邀欲问之，不至”。半个月后，他终于明白，兄弟怡怡已成历史，信子的毒舌，终是在兄弟之间残忍地拉开了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他不知道信子说了什么，但他知道一点，那就是她想让他永远地走开，从而独霸八道湾。

能吵么？能闹么？不能。为了兄弟的安静，也为了自己的解脱，最后，鲁迅无奈而又决绝地搬出了八道湾。后来，他为此特地给自己起了一个“宴之敖”的笔名，并作了解释:“‘宴’从门（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也就是说，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

蜗居里面没有家

砖塔胡同61号。这座院落，是她自愿跟着大先生搬进来的。

她叫朱安，是她尊称的大先生鲁迅明媒正娶的“大太太”、“大师母”，所以，她想跟着他，也必须跟着他。当初大先生搬离八道湾之前，曾征求她的意见时，问她是愿意留在八道湾还是回绍兴朱家，并强调说如果回绍兴，他将按月寄钱供应她的生活。她想了想，说:“八道湾我不能住，因为你搬出去，娘娘（鲁迅的母亲鲁瑞）迟早也要跟你去的，我独自跟着叔婶侄儿侄女过，算什么呢？再说婶婶是日本人，话都听不懂，日子不好过啊。绍兴朱家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的，这些事我也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她很清楚地知道，大先生不喜欢她，可也离不开她的照顾。因此，1923年8月2日，一个雨后的下午，大先生便带着她一起迁居砖塔胡同61号。

在那个地方，他们一起生活了差不多9个月。虽说依然分室而居，可这一段时期是她和大先生结婚17年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单独相处时间较长的时期。这个时期，她是抱着很大希望的。因为她想通过“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那么“将来总会好的”。搬出去不到2个月，大先生的肺结核复发，她便尽心尽力服侍。病初发时，大先生菜饭不进，她便在厨房里，精心煮些米汁，或熬点鱼汤给他滋补身子。待大先生的病稍有好转，她又细心地把米碾碎，烧成容易消化的粥糊，加上熟肉给他开胃，自己却从不沾口。这些在大先生的日记里都有记载，却并不明指是她所为。虽说这一段时期，两人同桌吃饭，可饭桌上谈话依然很少。她若开口，“无非是问问菜的咸淡口味是否合适”，大先生的反应，“或点头，或答应一声”，然后两人继续“静静地各自吃饭”。大先生对她冷淡，十几年来一直如此，她早已习惯，可对她太过刻意的回避，还是让她不免伤心。大先生倒是很有办法，把一只柳条箱的底和盖放在两处，箱底放在他的床下，盛放需要洗涤的衣裤；箱盖朝上，放在她屋门口，盛放替换的干净衣裤。这样她连向他讨要脏衣裤，唠几句家常话的机会也被体面地“剥夺”了。十几年的夫妻，交流竟要简约到如此地步，足令我们后人莫名惊诧了。

待到第二年5月，他们搬到西三条胡同21号的那个院落时，情况依然没有丝毫改观。大先生始终抱着“陪着做一世牺牲”的打算，要和她冷战到底，她又能有什么办法呢？但比起当初她尊照娘娘的话，为大先生做了一条棉裤，竟被他扔到院外时的火爆行为相比，这样的冷漠姿态，倒显得礼貌许多，客气许多。她没有读过书，没有留过洋，爱情是什么东西，她不懂，自然说不出“没有爱的悲哀”，也说不出“无所可爱的悲哀”。她没有大先生想得透彻，可困在无爱的婚姻里，她的痛苦不见得比他少，只是一个在沉默中警醒，一个在沉默中麻木。若是不谈情，也不说爱，那么作为形式上的丈夫，大先生还算是称职的，他始终不断给她的娘家寄钱；她生病时，他也会亲自送她去医院，并搀扶着她上下黄包车；他每次买些点心回来，先让娘娘挑拣，然后就让她挑选……这些细节，终是少得可怜，可已经让她相当释然和安慰了。她反复对别人讲“周先生对我不坏，彼此间没有争吵”，这样的相敬如宾，便是她一生得以知足的现实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