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人寻味的是，自从他们明确恋爱关系的1925年10月之后，一直到1926年8月他们离开北京之前，他们的交往却突然淡了下来。这期间，许广平仅给鲁迅写了3封信，其中一封还是对稿件的说明，而鲁迅则一封也没有回，更没有主动写信。或许有工作紧张忙碌的缘故，可与其形成对比的是，这期间鲁迅依然在大量回复朋友的来信。根据《鲁迅日记》的记载，这期间，许广平也不曾像以往那样频繁拜会鲁迅了，仅去了3次，而在最初频繁书信往来的那5个月里，却达7次之多。真正的缘由我们不得而知。根据善良的猜想，可能是缘于一种对朱安的尊重吧。

那个时候，除却以文学方式隐晦地表达他们的爱情之外，还不便于对世人特别是家人公开他们的爱情。他们的爱，只能悄悄地藏在心中。他们必须寻求一个机会，寻找一个理由，冲出这座禁锢情感的小院，圆满他们的结合，培育他们的爱情。

1926年，鲁迅的好友林语堂在担任厦门大学国学系主任后，知道鲁迅在北京遭遇到一些麻烦，便热情地邀请他去厦大执教。而许广平也正好这一年毕业，家在广东的她自然要回南方。于是，两人有了可以同行的最好理由，无论对他人，还是对他们自己。

1926年9月2日清晨7时，鲁迅从上海乘新宁号轮船赴厦门；同日清晨8时，许广平乘广大号轮船赴广州。对于他们而言，新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历史的目光，也终是热切地追随他们而去。可北京小院的故事，却在这一刻悄然落幕。大概没有人记得，小院里还有一位孤独的女性，陪着年老的婆婆，在一个只有两棵枣树的寂寂院落里，默然独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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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太信子的另一面:贤妻良母的典范

高建军

在阅读有关周作人的一些材料的时候，忽然对周的夫人羽太信子有了一点兴趣。她是日本人，随周作人来到中国，并最终死在这里，于她来讲也算客死异国了。许多写周作人的文章都会捎带零星地涉及一些她的行迹，其中有赞有弹，褒贬不一。但有一点，大家似乎不约而同，即，她对周作人生活和人生道路的影响非同小可。周作人一生中至少有两件大事，羽太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一是周作人与乃兄鲁迅的决裂，一是周作人“七七事变”后没有南下而留在北平，并最后落水出任伪职。

关于前一件事，最有代表性，大概也最为可信的记述来自周建人。周建人似乎对这个日本嫂嫂颇有微词。他在《鲁迅与周作人》一文中有如下的记述:“增田涉说:‘他（指鲁迅）常买糖果给周作人的小孩（他自己那里没有小孩），周作人夫人不让他们接受而抛弃掉。他用充满伤感的话说:好像穷人买东西也是脏的，这时候使我想起他常说的寂寞这个词来。’鲁迅对我说的是，他偶然听到对于孩子有这样的呵责:‘你们不要到大爹的房里去，让他冷清煞。’”在周建人看来，鲁迅与周作人夫妇的隔阂主要源于彼此生活方式的不同。羽太信子惯于挥霍，可以说“挥金如土”。“鲁迅不仅把自己每月的全部收入交出，还把多年的积蓄赔了进去，有时还到处借贷，自己甚至弄得夜里写文章时没有钱买香烟和点心。”而鲁迅则自奉甚俭。自己挣钱别人花，花钱的人又不心疼，过于大手大脚，且理直气壮，鲁迅看不过，气不顺，也是可以理解的。他劝过周作人，但周作人作不了夫人的主，大哥的规劝只当耳边风。后来，羽太还把她的许多亲属接来一起住，一切吃穿用度完全日本化，花销就更大。

终于导致鲁迅先是分炊，后彻底搬出八道湾。鲁迅在1926年6月11日的日记中记载那天下午他去八道湾取东西，与弟弟和弟媳发生的一场冲突。中有“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等语。至于究竟是什么“秽语”，外人不得而知，虽后人多有揣测者，但到底只是揣测而已。根据鲁迅这个记载判断，这个羽太信子的性格可能是相当泼悍的。对这一性格特点，周建人还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早在辛亥革命前后，他（周作人）携带家眷回国居住在绍兴时，他们夫妇间有过一次争吵，结果女方歇斯底里症大发作，周作人发愣，而他的郞舅、小姨指着他破口大骂，从此，他不敢再有丝毫‘得罪’。相反，他却受到百般的欺凌虐待，甚至被拉到日本使馆去讲话。”周建人说周作人是意志薄弱、性情和顺，却不辨是非。鲁迅对周作人的评价是“昏”。这兄弟俩的意见倒也一致。看周作人的文章，觉得他是那么渊博、见识又是那么卓超，但在世事上、大节上的处理与选择却又如此“出人意表”。用乾隆皇帝对纪晓岚的评价“读书多而不明理”来评价周作人大体不错。这一事件中，羽太信子起的作用确实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