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的农历六月初六，朱安终于被娶进了周家的大门，成为鲁迅的新娘。那一天，朱安特地做了一双大号的绣花鞋，以迎合新郎要求放脚的“新思想”。不曾想，脚太小，鞋太大，新娘来不及下地，宽大的绣花鞋就从轿上滚落下来，从而引来一阵哄笑。他就这样“在母亲所导演的一场以喜剧形式出现的人间悲剧中扮演主角了”。

而当揭开盖头，看到一位“个子不高，身材瘦小，脸型狭长，脸色微黄，前额、颧骨均略突出，看上去似带几分病容”的新娘时，新郎一声不响，只是“脸上有些阴郁，很沉闷”。那个洞房之夜，失望的鲁迅哭了一夜，第二天，他便搬进了书房，让她一人独守空房。婚后第四天，他又借口学习功课忙，逃也似的离开了伤心的故乡。

对于鲁迅而言，朱安只是母亲送他的一件“礼物”，他是替母亲娶媳妇，正如他对友人沉痛地说过:“她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而对朱安来讲，一切都是命，她只有无条件地顺从和忍耐。她只是嫁给了一个影子丈夫，不，他甚至连一个影子都不愿意给。此后十几年间，他在日本继续留学，他回杭州教书，他到北京教育部任职，她永远都是在他的世界之外。

对于这种尴尬得有些过分、冷漠得有些无情的挂名夫妻生活，她不是没有愤怒过，也不是没有抗争。有一次鲁迅回绍兴探亲，她借备席款待亲友之际，当众指责他的种种不是。可鲁迅听之任之，一言不发，保持沉默。事后鲁迅对好友孙伏园说:“她是有意挑衅，我如答辩，就会中她的计而闹得一塌糊涂；置之不理，她也就无计可施了。”她也曾改变策略，试图开明地劝他娶妾，以为这样就可以换来他的一点同情和温柔。

然而，她无法懂得鲁迅真正的寂寞和痛苦。她尊称为“大先生”的丈夫，对于这种包办的婚姻悲剧，有着清醒得近乎绝望的认识:“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定结了四千年的旧帐。”陪着做一世牺牲！这种恨，这种痛，这种伤，又岂是语言可以形容？

从1906年结婚到1923年搬进这个小院的17年时间里，他和她，在寂寞里，在痛苦中，在恨与自恨、伤与自伤的交织纠缠之间，毁掉了最美好的年华，耗尽了最宝贵的激情。失败的婚姻里，可以没有爱，但不能没有责任。他甘愿承担一副精神和生活的双重枷锁，是因为他不能为她的幸福负责，却必须为她的生计和尊严负责。那个时代，朱安一旦被休，她将处于极其艰难甚至绝望的处境。而她，也选择了明智的沉默。她知道，不能给他爱的幸福，但至少应给他一份安静吧。

在这座小院里，她的生活重心便是安排大先生和娘娘的生活起居。她唯一的生活乐趣，就是在忙了一天的家务之后，坐在娘娘身边，咕嘟咕嘟地抽上几口水烟，然后闷闷地听着别人说话。间或有鲁迅的学生造访，青春欢乐的气息洒满院落时，身为大师母的她，只会自卑地将自己隐藏在黑暗的角落里。

这样的生活，毕竟太过单调，也太过乏味。身为女人，她难道就不曾想要孩子吗？想，她当然想。有一次，邻居小姑娘天真地问她:“大师母，你不喜欢孩子吗？”她淡淡地答道:“大先生连话都不同我说，我怎么能有孩子呢？”

已是四十六七岁年纪的她，内心的情感早已寂然，一片清冷。她老了，她累了。正如她所言:“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看来我这一辈子只好服侍娘娘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天’，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

麻木是她保护自己的最好利器，沉默是她面对生活的基本态度。一年后，鲁迅在这座小院里收获了迟到的爱情，又一年过后，鲁迅带着他的爱情南下，并最终和许广平定居上海。就一个女人的直觉而言，她不可能没有察觉，也不可能没有触动。然而，她既没有闹，也没有吵，依然是在沉默中接受了一切。正如她所言:“各有各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