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中旬，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和聂荣臻等人，由于对“文化大革命”许多错误做法强烈不满，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中共中央碰头会上，与林彪、江青等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林彪、江青蓄意歪曲事实真相，颠倒黑白，把元帅们的抗争诬蔑为“二月逆流”，随即发动了一连串的批斗与围攻。

不久，聂荣臻病倒住进了医院。

正在医院治眼疾的刘伯承闻讯，不顾左眼已近失明，摸索着来到聂荣臻的病房。

他紧紧地握住聂荣臻的手，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

他和聂帅同是四川人，早年同在上海，后转到中央苏区。长征时更是左右相伴，同率先遣队为红军杀开血路，为北上抗日作出重大贡献。建国后，聂帅在国防科技战线奋斗，功勋卓著。想到这些，刘帅感慨万千。良久，才说出一句:“老兄，你受苦了！”

这在平常情况下只是普通的一句安慰话，可在那种险恶的政治环境下，它的意义和力量却显得那么不平常。

事过19年后，聂荣臻回忆这一情景时还满怀感激地说:“当时我身处逆境，老战友的这种安慰是多么珍贵啊！”

不久，由于眼疾加重，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刘伯承离开了政治热浪袭人的北京，前往济南治疗。

后来济南社会秩序混乱，住地很不安宁，又转赴南京、上海治疗。

治疗期间，刘伯承常常对前来看望的部队领导干部说，军队一定要保持稳定，一定要防止过火行动，内部要团结，不要出乱子，他还用历史上内忧外患的事例反复强调:内忧与外患总是联系着的，没有内忧，必无外患；如有内忧，终有外患。最要紧的是内部要团结一致，时刻警惕敌人钻空子，在混乱中搞垮我们。

1969年10月18日，林彪以备战为名发出“第一号令”，把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许多老同志强行送到外地。刘伯承被疏散到武汉。

10月20日，刘伯承处理了文件资料后始去武汉转赴上海。在上海，他继续治疗视力极其微弱的左眼。

1970年5月，刘伯承创建的南京军事学院、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与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合并，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校址设在高等军事学院。

得知这个消息后，刘伯承把自己珍藏的2000多册军事理论教材书籍，送给军政大学图书馆。他对前去探望他的军政大学校长肖克说:“我现在年纪大了，眼睛也不行了。这些教材和书籍留给你们，希望你们把学校办好！”

陈毅去世，刘伯承让人搀扶着来到医院，人未进，已经泣不成声，他用颤抖的双手抚摸着陈毅的遗体，痛彻地呼唤:“陈老总啊，我刘瞎子离不开你这根‘拐杖’哟！”

“9·13”事件以后，中共中央撤销了由林彪死党黄永胜等人把持的军委办事组，成立了由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军委日常工作。

这时，刘伯承给叶剑英写了一封长信:“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我的身体渐趋不好。但是，从关心党的事业关心军队建设出发，凡是他们愿意问我的，或者我想到了的问题，我都以参谋的身份向他们提出来。当然，我的那些意见，都是些老经验、老生常谈的东西，不一定适合新的情况，而他们基本上是听了算了，很少能回过话。现在我是个老弱病残的人了，又总是休息不好，精力很差，对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也想尽一份力量。但是，力不从心，难能给他们当个参谋了……为了给会议研究问题提供点资料素材，我请作战部的同志，把我1960年以来说过的一些话（限于精力和时间未加校对），把那些‘古董货’翻出来，作为一孔之见，即送他们一份，供研究参考。”

刘伯承呈送给中共中央军委的材料，包括他对军事训练、院校建设、参谋工作、政治工作、后勤工作，对海空边防建设、国防战备工事构筑，对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作战指导等一系列问题的看法和建议。这些深谋远虑的战略决策和经验之谈，是刘伯承60年军事生涯的结晶，也是他向党、向人民所做出的最后一次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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