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分大商人请求得到政府和商会的帮助，售出那些手中的存货，要求“疏通”。所谓“疏通”就是要出售现存美货，与抵制、不用美货的初衷显然是矛盾的。与大商人不同，小商人们抵制态度鲜明，立场坚定。他们明确指出，流通就是破坏抵制，就是开时局的倒车。

双方的意见根本谈不拢，社会上，抵制的热情越来越高；商界，大商人的利益无法补偿。如此一来，运动的参与阶层出现了分化，大商人率先退出了运动，甚至暗中破坏。他们干脆请求政府镇压这场运动。上海名绅马相伯等人就曾打电报给两江总督周馥，要求清政府镇压反美抵货运动。

对这一点，美国人也看到了，他们最初认为，运动是由有直接利害冲突的商人推动，且得到清政府的默认，但到8月以后，他们认识到，运动的推动者已不再是商人们了。8月26 日，柔克义向美国政府报告说，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已经是“无责任感的学生”了。

8月31日，北京政府的骑墙派停止了观望。他们与美国达成默契，前者答应迅速扑灭反美运动，美国则允诺修改排华法。政府的明确态度对于抵制运动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此后，大多数商人退出抵制阵营，运动转由学界中人领导。

罗斯福抓住这个机会在国内进行说服工作，但是效果不大。美国国内当时的排华势力在国会中占据着优势，而且控制了商工部。总统罗斯福的努力充其量只是治标之策，而且就连罗斯福自己如果不是总统，也对华人充满着偏见。

对于这一点，当时明智的中国人也越来越看得明白，即使再强烈的抵制，对于美国人的排华政策也是微弱的抵抗。

同时，罗斯福让正在东亚访问的副总统塔夫脱带着他的女儿造访广东，与地方政府交涉，平息那里的抵制活动。这时，由于商人的集体退出，中国国内抵制运动的中心已经从上海转到了广州，塔夫脱的广州之行不但无功而返，女儿艾里斯还给罗斯福捎去了最不好的消息：广州人对于美国人很不友好。

广州人在抵制运动表现出的持久热情，不仅让罗斯福吃惊，也让中国的政府吃惊不小。由于广东是美洲移民的主要输出地区，当地的老百姓对于《排华法案》的感受更直接，抵制也就更积极。

然而各种迹象证明，抵制的大气候已经过去了，越来越多的商人悄悄地退出了抵制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