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洋彼岸的抵制

1905年的夏天，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给女儿的信里，沾沾自喜地炫耀着自己的外交本领。他说，他让日本人和俄国人媾和了。

此前一年，日俄在中国的东北为了各自的利益打得不可开交。在46岁的西奥多·罗斯福看来，他完成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壮举，成功地介入了一次国际争端，让中国东北安静下来。是他将日本人俄国人拉到了谈判桌跟前，帮他们重新划分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而当时的国际舆论也一致赞扬罗斯福，并且因为他成功调停了日俄战争而把19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他。

他的女儿当时正在远游中国，他等待着在女儿的信中听到来自中国人的致谢——至少在他看来，中国人应该感谢他。但事实恰恰相反，当时的中国人并不买账。

1905年的夏天，罗斯福的女儿艾丽斯在中国经历了一场噩梦。她收获的并不是中国人的感谢，而是愤怒。在艾丽斯畅游中国的旅途中，中国人正在热衷于一场针对美国货的抵制运动。

显然当时的中国人和美国总统并不在一个精神世界。罗斯福看到的是外交的胜利，而在中国人眼里，只有来自大洋彼岸的排华。

美国人的《排华法案》从1882年开始，到1905年已经有20多年了。

起初，美洲华人的种种不幸并没有引起大洋彼岸中国人的强烈反弹。

当时，中国政府也一厢情愿地认为，《排华法案》只是限制华工，而不是禁止其他身份的华人，因为美国政府保证过对已经在美国合法居留的华人给予最惠国民待遇。

但事态发展到后来，不仅华工遭排斥，上等华人也屡遭骚扰和侮辱。1903年，中国驻美武官谭锦镛被旧金山警察侮辱后自尽。消息传开，中国人，尤其是知识阶层，很难再把美国排斥华工当作移民们自己的事。

尤其到了1904年，面临大选的西奥多·罗斯福为赢得西部的支持，表示赞成国会制订新的排华法案。

在中国人看来，正是这个年轻的美国总统的轻率行为把他们推向了愤怒边缘。而事实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伟大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依旧无法超脱种族主义和民族优越感的局限。

老罗斯福支持限制华工入境的理由很鲜明，“低劣的”劳工不应“与我们自己的工人竞争”，而且，“廉价的劳工也就意味着廉价的公民资格”。但另一方面，他又主张允许知识分子来美，“扩大对中国的贸易，更能从精神上掌握中国”。

这种用心并不局限于当时的经济实惠，而是展望美国在华的长远利益。从美国方面说，可谓眼光远大；而在中国人眼里，就是阴险地抵制。

于是，艾丽斯的中国之旅注定充满了荆棘。她在给父亲的回信中描述了当时在广州城遭受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