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发起的运动

1905年5月，中美关于《限制来美华工条约》的续约谈判移至北京。这个条约已经存在了10年，作为美国《排华法案》的补充，中国人之前始终找不到强烈抵制的理由。而这一次，谈判桌移到了北京，国人试图通过来自社会的声音给谈判桌上的局势施加一些影响。

4月底的时候，成立不久的上海总商会收到北美华商的告急电报。后者期望发动国内民众的力量，以抵制美货迫使美方改变政策。5月初，上海的媒体开始为抵制造势了，《时报》大声疾呼，中美工约的签订，事关全国之荣辱，人人有切肤之痛，合当策群力以谋抵制。

这些无疑促进了国内商人集团的觉醒，他们终于看到，美国的排华政策不止是针对劳工，还将针对商人自己和知识分子。在5月10日，上海总商会的商董会议上，这个先前保守、谨慎的商人组织作出了抵制美货的决定。会后，商会通电全国，以两月为期，迫使美国政府改良禁约。

起初，上海商会的商人们没人愿领衔向全国21埠发出通电，因为他们很少相信抵货运动真的能够如期开始。后来，福建商人曾少卿挺身而出，领衔通电全国。

上海的消息传出，很快引起了一些美国人的关注。美国亚洲协会最先作出反应，该会主席约翰·福尔德在5月16日给罗斯福总统写了一封信，建议尽快修改美国法律或订立新约，允许工人以外的华人自由进入美国，以避免中国人对美国的抵制继续升级。

对于中国人的抵制情绪，罗斯福在女儿艾丽斯来中国旅游之前，了解得并不真实。罗斯福起初只是采取一些常规的步骤，一方面制止虐待在美华人的现象，一方面压服中国人的反美情绪。他感到美国的威望在中国面临危险，他不愿看到中国人以不敢施加于英国、日本和俄国人的办法来对付美国商人。他明白，在亚洲，美国不敢反对俄国和日本，但是对于中国，则有现成的炮舰政策。早在1905年反美骚动期间，亚洲舰队就停泊在上海附近，为美国公使的抗议提供强大的后盾。

6月份，汉学家柔克义受罗斯福委托来到北京就任驻华公使。虽然他是个中国通，对中国的历史了如指掌，但他依旧是个美国商业利益的坚定捍卫者。

此时，抵制运动的热情正席卷中国。柔克义于６月３日在北京见到了外务部大臣庆亲王奕劻，要求他代表的政府明确表态，制止这场针对美国人的抵制运动。奕劻是个对于内政外交没有多少创见的末代权臣，他对于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一切束手无策。清政府的态度模棱两可，他们一方面试图利用这种沸腾的爱国情绪向美国人施压。而另一方面，他们对于此类自下而上的运动，缺乏把握、畏之如虎。

很多官员，包括梁诚、伍廷芳和山西道监察御史张学华都积极地投入到了1905年的反美运动中，主张利用民气与美国周旋交涉，反对政府干预抵制活动。而事实上朝廷的外交策略并不取决于以上这些人，还有另一个实权派在这个时候来到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