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次运动的模式往往是，学界和商界会短期内因民族主义情绪而在抵货问题上结盟，但随着运动的深入，商人们开始无法承受损失，而因货物短缺和物价上涨而引发的民众不满，也加剧了学生和商人们的矛盾，原本在于抵制帝国主义的抵货运动，大多最后演变为“爱国学生”与“奸商”，“国货拥护者”与“走狗”之间的内斗。

即便是抛开此种情绪化的矛盾，从抵货的实践操作中，也有种种无法化解的技术障碍。1928年，国民政府曾经颁发了“国货”标准，标准分为复杂的七等，“国人资本，国人经营，完全本国原料，国人工作”为第一等，是最纯正的国货。依次往下，到“国人资本，国人经营，完全为外国原料，国人工作；或者是国人资本，国人经营，完全外国原料，外国技师”则为第七等，是最低档次的国货，在第七等之外，则为外货。

标准制定后，困难接踵而至——对执行者来说，他需要有大量的人力物力对全国大小企业的资本股份、经营管理、原料来源、技术来源，劳动力组成，进行复杂的甄别和鉴定，而企业的状况每时每刻都会发生变化，这样的工作似乎需要永无止境的持续下去，否则就无法区别国货和外货，从而抵制外货就成为一句空谈。而对企业来说，要想进行“国货”认证，就需要将企业的一切内部商业机密毫无保留地告知政府部门，而这样的认证过程不过是增加了政府认证部门“巧取豪夺”的机会而已。国货认证也正如大多数抵货运动一样，以不了了之而结束。

这样的结果，让长期研究中国民族主义和消费主义关系的牛津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葛凯不得不遗憾地说，“考虑到国货运动面临的巨大障碍，认为它是个失败的观点就非常容易理解了”。

当然，抵制活动也并非一无是处，它“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表达民族主义和反帝主义的有弹性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中国人以不同的方式获得表达自己情绪的权利。”而历次的抵货运动，也渗入到中国人的消费观念当中，以至于当今的中国人消费行为，依然时常会受到民族主义情绪的左右。

当然，这种抵制外来者的情绪和行为也并非中国独有。从美国早期的排斥华工，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人控制美国财富地标洛克菲勒中心后引起的美国人抵制日货争论，再到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学生掰断日本铅笔以示爱护国货。抵制行为始终与民族主义情绪相生相伴，但正如历史上给出的那些结果一样，所有因抵制而生的行动，无不是以最后和解而收场。194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给国会的信中，提到“国家和个人一样，也会犯错误。我们要有足够的勇气承认过去的错误，并加以改正……通过废除《排华法》，我们就可以改正一项历史性的错误。”近40年后，他纠正了他叔叔西奥多·罗斯福的错误。

再回到开头那个美国记者萨拉·邦乔妮的故事，她做这个实验的目的并不是要抵制中国货。她想说的是，“在一个全球紧密联系的时代，友好而没有偏见的生活是多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