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7月1日，大清国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乘火车北上京都。此前一天，军机处王文韶出缺，徐世昌入直，这个帝国迎来了袁世凯时代。

出于对中国东北局势的审时度势，这个未来的实权人物觉得中国不能失去美国。之前是为了抵制俄国，而之后，是为了抵制日本。

袁世凯的态度是鲜明的。他在天津时，就指示巡警总办压抑抵制风潮。在他动身北上之前，也曾传谕天津商会，“何必私自为此举动”。就在袁世凯到达北京的当天，他上奏清政府，请饬各省严禁抵制美货。而他的意见并没有被关注，政府的骑墙派还在观望。

7月，在中国主要商埠，特别是华中、华东和华南地区，抵制美货运动已形成高潮。事态的发展激化了美国国内的不安情绪。新英格兰的纺织业主抱怨，中国的抵制将使其一年的损失达2000万美元；美孚石油公司也惊呼，抵制会给美国石油业带来灾难，估计每月的损失可达25000美元；英—美烟草公司的销售额下降了50％；美国面粉在中国也失去买主。

罗斯福此时倒很理智，承认抵制“应归咎于我们自己的错误行为和愚蠢举动”。他甚至收到一份机密报告，得悉英、德两国故意在中国制造反美情绪，排挤美国势力，以收渔人之利。他担心出现更糟的局面，但除了继续迫使清政府出面进行镇压外，他又别无它策。可是清政府不仅不理会美国的要求，反而寻求订立新的条约。这种态度使罗斯福“非常不满”，他说自己比历史上任何一位总统对美国人的态度都要强硬，但仍无法使国会同意“给中国人公平待遇”。

抵货运动的民间转折

到了7月份，上海商人的抵货运动到了两月时限，是该兑现之前诺言的时候了。但在真正抵货运动展开的时候，中国的商人却遇到了运动成本的真实难题。

1905年7月18日，上海商界、学界召集市民大会，宣布抵货运动开始。大商人们签字不订美货，老百姓们高呼保证不买、不用美货。

起初，群众的抵货热情空前高涨，连妇女儿童都加入了抵货运动的行列，许多店家和市民登报保证不买卖美货，一些存有美货的小本零售店也表示愿意将其存货暂时束之高阁。但不久，现实的问题就出来了。强烈的爱国热情，让所有的参与者都失去对抵制成本的估算，时间一长，矛盾立显。

现存的美货怎么办？即将源源不断到来的已订美货又该怎么办呢？抵制遭遇的成本不是一个小数目，据美国驻上海领事估计，当时仅上海一地的存货价值就高达八百万美元。可以想象，对这些存货的处理必将直接影响到商人们的抵货热情。

对于大商人而言，他们是这些存货的直接所有者。如果不卖，他们将付出惨重代价，特别是那些专营美货的大商人，更是面临倾家荡产之虞。因此抵货运动发展到7月20日，在一次商人们的集会上，对于抵货的手段，商人们的意见出现了分歧。